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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5年努力，從南到北，由東到西，全國范圍內，大遺址保護已經形成以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西安片區、洛陽片區‘三線兩片’為核心，100處重要大遺址為重要節點的基本格局。大遺址保護成為近年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中最重要的工作，各地政府大遺址保護熱情空前高漲，我國大遺址保護已經進入新階段。” 10月30日到11月1日，中國大遺址保護洛陽高峰論壇期間，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這番話，得到杭州、西安、鄭州、荊州等16個城市領導的高度認同。

　　大遺址存亡一念之間，大遺址保護千秋之事。來自各地政府領導的共識源于對大遺址保護歷史文化重大價值的認知，也源于城市化建設的現實迫切性和必要性。

　　保護格局已經形成

　　保護自覺性空前提升

　　盡管大遺址作為學術名詞，進入公共傳播領域時間不長，但是，良渚、牛河梁、二里頭這些大遺址“新貴”的發現、發掘和保護，重新書寫和闡釋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這些中華大地上人類活動的重要遺址、遺跡，不僅應被每一個華夏子孫“耳熟能詳”，也是世界人類文化歷史的驕傲。

　　除了毋庸置疑的重大歷史文化價值之外，大遺址保護的另兩“大”是規模大和影響大。萬里長城、千里運河不必說了，朝陽的牛河梁大遺址、成都金沙遺址、無錫鴻山遺址等等，無不占地數公里乃至數十公里，一些大遺址項目甚至跨省跨區域，關于大遺址保護的任一舉措都必然影響深遠。因此，近年來，從長城資源調查到大運河申遺，從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到大明宮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啟動，關于大遺址保護的每一項活動，幾乎都是“國家行動”。“十一五”期間，我國有100個大遺址項目進入文化發展規劃，即將到來的“十二五”規劃中，大遺址保護已被列為主要內容。

　　隨著文化傳播和城市職能的轉化，大遺址保護不僅“修正和改變歷史”，也書寫和規劃城市的當代歷史。“縱觀無錫發展歷程中取得的每一次輝煌，其背后最根本的動力是文化因素，而這些又都根植于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之中。”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詩意的講述可以說是很多城市共同的體會。

　　“規劃一塊綠地，可以帶動上百畝土地升值，而建設一個遺址公園，則可以讓整個城市升值；建設一個工業項目，可以服務一個城市幾十年，而保護一處大遺址，可以讓一個城市受益上百年、上千年。”正如洛陽市委書記連維良所說，厚重的歷史給洛陽留下了包括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東周王城等6處大型遺址，古老的洛陽因此而名，因此受益。僻居鄉野一隅的牛河梁遺址的發現，使朝陽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舉成名天下曉”，更是典型案例。

　　如何保護這些“聲名顯赫的文明使者”，為歷史和子孫盡可能完整、安全地傳承這些影響深遠的文明載體？從國家到民眾，大遺址保護的文化自覺性空前提升。大遺址保護管理體系初步建立，周口店、隋唐洛陽城、唐乾陵等多處大遺址專項管理法規施行，為大遺址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目前，國家文物局已批復了90余處大遺址的保護規劃。高句麗、殷墟等重要遺址的保護展示工程取得階段性成效，大明宮、鄭州商城等大遺址拆遷和環境整治工作有效改善了遺址周邊環境，以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新疆段和西安片區、洛陽片區三線兩片為核心，包括100處重要大遺址在內的大遺址保護格局初步確立，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近兩年，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大遺址保護理念不斷創新，形成了《西安共識》、《良渚共識》、《洛陽宣言》，提出了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新理念，大遺址保護進入新階段。

　　三大矛盾有所緩和

　　“舉政府之力”幾成共識

　　文化遺產保護千古事，大遺址保護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鎮，大遺址保護也是難上難。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城市發展將面臨“加速發展期”，同時也是“矛盾凸顯期”。矛盾的焦點是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用地急劇擴張，使許多過去處于城市邊緣的大遺址逐漸納入城市用地范圍。

　　首先是如何解決大遺址保護與土地城建之間的矛盾。無錫鴻山遺址范圍內的土地，原來都屬于無錫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用地。算眼前賬還是算傳承賬？算經濟賬還是算發展賬？算局部賬還是算大局賬？無錫政府最后將鴻山遺址7.5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用于鴻山遺址公園建設，對遺址規劃范圍周邊的農業用地進行統一規劃和引導，并進行農業結構規劃，形成了省級都市農業生態園；并充分利用鴻山遺址、泰伯墓等歷史文化資源，結合拆遷安置工作，規劃建設了鴻山文化新市鎮。通過配套功能的完善，使鴻山大遺址保護和宜人宜居環境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具有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解決大遺址保護與居民生產之間的矛盾。生活在遺址區的居民守著祖先留下來的珍貴文物大遺址，受文物保護法的限制，他們不能辦工廠、修路、建房，只能眼看著周邊地區的經濟不斷地超越自己，遺址內的生活基礎設施落后，環境臟亂，社會治安也不是很好。

　　每個人都有享受先進文明發展的權利，不能讓傳承文明成為“落后吃苦”的理由。西安市在大明宮等大遺址保護規劃中，針對不同區域的農民和居民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在保護核心區，把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對中青年人員安排就業，對文物保護區實行疏散人口的政策，以減輕對文物本體保護的壓力等等。這些做法不一定廣泛適用，但是善意的出發點可資借鑒。

　　由于歷史原因，大遺址上往往已經“盤踞”著眾多的工廠企業居民住房。拆遷、安置、重建，資金壓力大。巨額的資金單單依靠中央補貼遠遠不夠，如何創新投資營運機制，以地方政府籌集為主中央財政補貼為輔，同時支持和鼓勵社會多元力量參與，順利解決了資金籌集的難題，成為大遺址保護要過的第一關。

　　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融資渠道也不同。以西漢南越國遺跡保護為例，對經濟相對發達的廣州來說，在城市中心發現這一遺跡，全民“狂喜”，城市規劃建設為之繞道，保護資金不成問題。這是發達地區。相對不發達的安陽、朝陽等地區，投入資金雖有多少之別，但“舉政府之力”之魄力之見識令人感佩。

　　保護成果受惠于民

　　展示特色和法規制定并重

　　專家表示，城市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肌理，順之則勝，逆之則敗，遺址各具特色，所以遺址保護的方式也要防止雷同的傾向，要在深化對遺址文化內涵的理解上下功夫，實現遺址保護的可持續發展。

　　民眾體驗到文化遺產保護好處，才會成為身邊大遺址最有力的守護者。“考古遺址公園是基于考古遺址本體及其環境的保護與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休閑等多項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依托考古成果所建成的考古遺址公園，是以遺址為內容，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同時，相較于單純的遺址保護而言，它更注重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為全民所共享，其服務公眾、反饋社會的功能更加突出。”童明康說。

　　據介紹，大遺址保護管理體系和相關法律法規將會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同時，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將作為“十二五”期間我國大遺址保護的重要內容得到大力推動和支持。預計“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可建成30處考古遺址公園和50處遺址博物館。對此，西安市副市長段先念提出針對大遺址保護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國家應該制定《大遺址保護管理條例》，將大遺址保護納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軌道；其次，由于大遺址保護涉及人口調控、征地、移民、拆遷、環境整治、土地利用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等復雜問題，國家應該出臺配套政策來協調和處理這些問題。

　　過去高樓大廈曾普遍被認為是現代城市生活的象征，今天，文化遺產尤其是大遺址則成為城市生活改善的重要標志。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積極保護下，大遺址正在擺脫“蓬頭垢面”的形象，逐漸成為城市中最美麗的地方，“莫問遺產興廢事，請君只看大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