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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與禮制對中國傳統建筑與環境所起的作用

——在中國建筑史學會的學術會上的論文

（該內容來源于《留住我國建筑文化的記憶》（鄭孝燮著），由中國風景園林網整理發布）

　　一、自然環境與方位

　　人類文明的發展表明，原始宗教起源于對自然界威力的懾服和崇拜。在那個時期，人們為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和生活需要，必須非常艱苦地同嚴峻的自然界進行斗爭，但是因為愚昧及生產力低下，根本不可能理解自然。于是神化自然界力量，頂禮膜拜，祈求保佑，逐漸形成一種宗教信仰就毫不足怪了。崇拜自然幾乎是所有古老民族早期文明發展的必經之路。同時，伴隨崇拜自然而產生的許多神話傳說，其實正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源頭。

　　所謂崇拜自然，主要指對某些自然物和自然現象的崇拜。如天、地、日、月、星辰的運動及顯示的作用，就很容易誘惑人們把它們"人格化"，信奉為主宰世界，決定吉兇禍福，具有無上威力的神明。我國古代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同樣認為"萬物有靈"--天上和地上，生物和非生物，全有神靈；同樣屬于以太陽為主神的多神論者。崇拜太陽主神，這在我國的漢族、苗族、侗族、壯族、赫哲族地區及臺灣地區的神話傳說中或一些習俗里，都是有跡可尋的。還可以從有些省區古老的巖畫上，找到太陽的畫面。我就親眼看見過連云港將軍崖巖畫和廣西左江壯族先民地區的花山巖畫所畫的太陽。

　　"太陽的光芒照四方"，"萬物生長靠太陽"，這是一條永恒不移的自然規律，沒有太阻就沒有一切。人間環境有晝夜，有陰陽，有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環境。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本能地避陰趨陽，選取環境方位。新石器時期的人，對于環境認識簡單，許多部落只知"東南"與"西北"兩個方位。大約商周之時，這種二維的方位才被東西南北的四維觀念取代。同時已經會用"四象"或"四靈"作為符號，代表東西南北。何謂"四象"、"四靈"？"四象"是我國古代把日、月及五大行星以外的屬于恒星體系的二十八（星）宿，平均劃分為東西南北四大象限。"四靈"是用四種靈獸的形象與顏色，分別代表東西南北的屬性。這有點像我們用十二生肖的動物形象作為符號，代表不同生年或者年齡（見《周禮·考工記》、《史記·天官記》）。標志天上四大方位的"四象"或"四靈"。符號，同樣可以代表地上建筑與環境的東西南北方位。例如北京建于明朝的社稷壇，是祭祀社神（土地神）和稷神（五谷神）的方壇，上覆"五色土"，象征東西南北中的五方土地和五谷豐收。五色土除中土為黃土外，其余就用青、白、朱、玄四色，連方壇四周的琉璃短垣也如此配色。還有一說，"四靈"的形象，也用于古代行軍列陣的軍旗上，左為青龍旗，右為白虎旗，前為朱雀旗，后為玄武旗。四獸四色軍旗招展，便于識別，又顯得威風（《禮記·曲禮上》）。由此可見，四大方位的標志--"四靈"獸的形象既用于天上，也用于地上。中國古代不把"仰觀天文"與"俯察地理"隔開。自然與人類有機結合，即"天人合一"的道理，早已滲透到我國古代城市與建筑之中。

　　二、社會秩序與禮制

　　家是社會的細胞。我國封建社會，以家庭倫理為本位，以家族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觀念和政治制度，是禮制建立的基礎。周朝滅殷之后，制定了周禮。周禮是一套完備的維護家庭倫常與社會等級關系，嚴格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與行為規范，是從安邦、治國至齊家、修身全都需要的絕對的精神支柱。史載："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還說"禱詞祭祖，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上》）。周天子把自己所在的宗主王國稱為中土，把諸侯國泛稱為四路諸侯，把邊遠之地泛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天子與諸侯與四夷，于是就成了以中土為中心、輻射四方的全方位形勢。禮的秩序不但反映等級地位的差別，而且還接照自然方位的不同，排列出上下前后左右的位序（位置秩序）。方位觀念和禮的位序的不可分割，在我國是根深蒂固的。方位自天，禮序從人，反映的也是"天人合一"。講求方位，以禮為綱的傳統方合院式住宅（二合、三合、四合院落），早已成為我國各類建筑組合方式的縮影--如宮殿、王府、衙署、廟宇、詞堂、會館、書院及其他工、商、服務建筑，乃至大如村鎮、城市的布局等。方合院建筑千篇一律，卻同時又千變萬化。

　　方合院住宅的建設地點、規模、形制必須遵守封建宗法等級位序的要求。這種住宅講究南北東西正位，以坐北朝南為尊，以方正規整成院為體的格局。"萬法不離其宗"，所以布局上必須有一條莊重的南北中軸主線，起著整個宅院的中樞神經作用。加上東西左右的對稱，進而就給整個空間序位的主次分明、井井有條、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環境組織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給長幼男女有序、尊卑上下有等、內外有別、前堂后寢等家庭的一套禮教規矩奠定了基礎。歸根到底，合院式住宅建筑布局的首要依據是禮，而禮在住宅上的秩序，本質上又是自然導向因素的四維方位所訣定的。中國封建社會，尊祖宗，重德望，推崇大家庭，幾世同堂。明清兩朝皇帝就對有的大家庭給予了嘉獎。大家庭必住大宅，大宅人多輩份多，更離不開合院式的建筑組合的優勢了。大宅建筑的組合，因此就出現了由大大小小若干個方合院，前后分若干進，左右分幾路，講中軸、講對稱、統一拼接的復合式的大院形制。顯然，不論大宅或小宅，大戶人家或小戶人家，合院式建筑在自然方位的辯證及禮制規矩的滲透方面，基本上卻應當說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大方小方一切方，總是一個方"，"認識一個方形，可以認識一切方形"，這是錢穆先生在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普通大規范"時所說的"一個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個人的理想境界"，"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錢穆：中國知識分子（節錄）.《中國新論》.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的一個比喻。這個一語道破的比喻，如果比作中國傳統建筑以方合院為"基因"的道理，確屬恰當不過。我曾把這種"基因"名為中國傳統建筑體系的"方根"。

　　關于朝向的位序尊卑，清朝兩位學者顧炎武、凌廷堪都有過論述。顧炎武認為："古人之坐，以東為尊。"（《日知錄》）凌廷堪認為"室中以東向為尊，堂上以南向為尊"（《禮經釋例》）。按古代的堂與室實為同臺基、共屋頂的一棟建筑。不過其中堂在南、室在北，堂大室小，中有隔墻。室只設東門，其中正對東門的上座，自然就是坐西向東了。堂是禮儀活動為主之處，門與庭皆在南面，所以坐北面南為尊。一國之主，一家之長，就要這樣。有些歷史建筑與環境面向東方，其實決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主要是基于民族或宗教習俗的關系。如遼代契丹人的東向佛寺，又如伊斯蘭教清真寺朝東的布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