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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慶宮公園里李白醉臥雕像。



1963年5月1日，朱德在興慶宮公園與西安群眾共慶勞動節。



當年負責興慶宮公園修建工作的西安副市長楊曉初。



興慶宮公園建成后成為人們留影的好去處。該圖攝于1962年，圖中背景大門為公園南大門，后被毀。



工作人員在興慶湖上劃船破冰。

　　51年前，興慶宮公園所在地還是一片麥田，如今，興慶宮公園已經成為影響了西安幾代人的老公園。“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里曾是唐玄宗李隆基創建開元盛世的地方，千年的滄海桑田之后，這里成為免費向西安市民開放的具有皇家園林風格的公園。

　　最初的名字叫“興慶池苗圃”

　　西安市一直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興慶宮公園的建立，是周總理直接關照過的，而周總理對一座公園的關照，則是因為它對面的交通大學。周總理是否真的影響了興慶宮公園的建立？興慶宮公園黨支部書記陳智歡先生回答說：“西安市民都這么傳，但文字資料上沒有留下證據，我們也說不好。”

　　回溯歷史，我們發現興慶宮公園的建立原因其實很復雜，而“服務交大”的說法則不免片面。新中國成立之初，西安市政府和一些文化名流便有意于保護唐興慶宮幸存遺址，這個愿望在1956年碰上了上海交大遷往西安的有利時機，于是愿望便搬上了議事日程。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政府便開始注意唐代興慶宮遺址的保護，盡量避免在遺址上修造建筑。1956年，考慮到遺址保護、改善城市環境、防汛排洪、服務交大等因素，建國初的西安領導者們，便決定在原興慶宮遺址上興建一座集文化娛樂、遺址保護為一體的遺址公園。

　　公園從征地到開放，前后歷時三年時間，不可謂不迅速。公園老職工田潤先生說，興慶宮公園修建以前，這里是兩塊果園，還有些田地。1956年3月和7月，政府先后征地約260畝和480畝，5月西安市建設局提出了先建苗圃后建園的規劃草案，抽調當時的育苗能手胡昌國擔任主任，負責興慶苗圃的籌建工作，起名為“興慶池苗圃”。

　　從兩張圖紙到一個方案

　　興慶宮公園應該怎么規劃？1956年10月，公園規劃這根硬骨頭落到了副市長楊曉初身上，以他牽頭的公園建設委員會，對當時20多個設計方案進行了反復論證篩選挑出了兩張圖紙，一張來自陜西省第一設計院（今西北工業建筑設計院）洪青副總工程師，另一張來自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學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彭野教授。這兩個方案不分高下，到底選哪一個？委員會陷入了兩難，委員會將兩個方案制作成彩色石膏模型，在全市各大企業、院校、鬧市區輪流展覽，并將兩幅圖紙刊登在報紙上征求市民意見，在1957年3月31日《西安日報》的第4版，洪青和彭野兩位設計師用整整一個版面，詳細介紹了各自的方案，“西安市公園建設委員會”也刊登了一篇《對興慶池公園的兩個設計方案——歡迎大家提出贊成或修改的意見》的小文，可見當時決策者對民意的重視。在反復征求了各界群眾的意見之后，楊曉初的團隊最終決定——將兩個方案合二為一。

　　最終方案將我國古典園林與現代園林巧妙地結合，整個設計彰顯出唐代宮廷園林的大氣，并盡量遵循唐代興慶宮內殿、池、樓、閣的大體方位，并依舊名。1957年7月底，當時名為“興慶池苗圃”的公園破土動工了，在此之前，配合公園修建而先期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也剛剛結束，明確了唐興慶宮的范圍，為公園的興修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依據。

　　全市動員義務勞動建公園

　　據統計，興慶宮公園修建時，參加義務勞動的人數累計達17萬人次，陳智歡書記只一句話：“當時修興慶公園，西安市可是全民總動員。”不論是廠礦企業還是中學大學，在那個火熱的年月里，只要一個指令，挖湖、運土、植樹等一系列艱巨任務便統統搞定。老員工田潤提起當年公園的輝煌樂從中來：“興慶公園的建設就沒花幾個錢。大家戲稱當時公園就買了一堆�嬵^、鏟子，便建成了。”確切的花銷則是總投資46萬元。

　　72歲的老員工朱光煌先生說：“挖興慶湖是一項西安全民義務勞動，不過在勞動中承擔得比較多的，則是當時交通大學的學生。”從1957年8月到1958年7月公園開放，興慶宮公園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把760畝農田變成了擁有“湖光山色”、亭臺樓閣的皇家園林。“11個月。”田潤先生精確地說出了建園所耗時間。毋庸置疑，興慶宮公園是當時貧弱的中國西部帶給世界園林史的奇跡。興慶宮公園出了名，國內外多家期刊雜志和學術論文都提到它的建設歷程，這吸引了許多外國學者專家前來觀摩。

　　開園時票價兩分錢

　　1958年7月10日，興慶宮公園正式和西安市民見面了。一篇《千萬人的義務勞動開放幸福之花——興慶宮公園昨起開放》的文章中寫道：“……于7月10日起開放，先招待曾在建園過程中參加過義務勞動的同志們。”“公園的開放時間是每日上午六時至下午九時，票價二分。”

　　朱光煌和田潤討論著公園剛開園時的情況：在南門開園典禮結束后，大家就進園游玩，各單位發的都有票，那個炎熱的夏日，興慶宮公園里的人很多。不知道二分錢的票價持續了多久，在很多西安人的記憶中，“興慶宮公園門票最開始五分錢”的記憶根深蒂固。朱光煌老先生很認真地回憶道：“只有開園的那天公園人特別多，之后人就少了，那時候大家都吃不飽肚子，哪兒有閑心逛公園。”

　　不過興慶宮公園也沒閑著，田潤先生補充說：每年的五一、十一，市上都會組織各單位來游園，“一個單位十幾張票，能拿到票的都很高興。”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安人來說，能參加上五一、十一的興慶宮公園游園大會無疑是件美事。利用公園里的場地把大家集中起來，說是游園，首先還得開會，與會人員自備小板凳，開會時“只能坐在指定的地方，不能出去”。田潤說，旁邊的高音喇叭里傳來激情洋溢的宣講，會開完了，人們便趕快抓緊時間在園中游玩。除此之外，市、區的工會和婦聯、共青團也經常組織大家到興慶宮公園樂一樂。

　　最讓興慶人津津樂道的，是1963年5月1日的早上。那一天，西安市士農工商軍各界照常來到興慶宮公園“歡度五一”，只是活動規模比以前都大，人們的熱情似乎也格外高漲，“九點鐘，從沉香亭南門健步走出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老人，他就是當時77歲高齡的朱德同志。”親身經歷了那場聯歡的王克儉寫道。由此可見興慶宮公園在上世紀60年代初時的知名度。

　　在興慶宮公園，西安人還感受到了建國后的第一次“鬧花燈”。1963年正月十五晚上，由西安市各單位參與制作的各類燈具擺放在公園湖岸四周，“各式各樣的花燈，印象最深的是走馬燈，”田潤先生回想當年，“沒見過那么多人，平時不出門的小腳老太太，不進城的村里人都來了。”以至于當時竹木結構的迎春橋被擠壞了護欄，然而由于資金不足，直到1965年，迎春橋才被改造為鋼混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