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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蘇植物研究所的學術論壇上，一條帖子被頻頻轉發：“讀研敢于選擇分類學專業的是‘猛士’，讀完研敢于選擇這個專業做職業的是‘勇士’，選擇在科研圈內為分類學奮斗，固執不與科研圈內游戲規則妥協的人更是‘壯士’，然后死不悔改被淘汰的人遂成‘烈士’。”

　　這段略帶調侃的文字，卻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采評價為“實在話”。他所在的植物所標本館，存有超過200萬個植物標本，由于科研人員和經費嚴重不足，其中至少有20％尚未經過鑒定和分類。

　　同樣的窘境也發生在動物分類學領域。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前所長黃大衛教授告訴記者，相對于鼎盛時期的150余人組成的研究團隊，現在研究人員數量已銳減了2／3。在動物界47個門的研究方向中，僅有節肢動物一門尚有充足的分類學研究人員。

　　分類學，這門古希臘時期發軔，通過野外考察、研究生物體的自然特征對其進行收集、描述、命名和分類的古老學科，在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急劇萎縮。

　　“分類學之于生物學研究的意義就像名字之于人一樣。”王文采院士形容道，“連自己姓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做人。”

　　退休了，退休十幾年了，去世了

　　一天，一個朋友致電給黃大衛，希望找位專家進行標本鑒定工作。

　　“我想找繭蜂科的專家。”

　　“剛退休了。”

　　“那姬蜂科的專家呢？”

　　“退休十幾年了。”

　　“小蜂科呢？”

　　“已經去世了。”

　　青黃不接幾乎成了黃大衛等老一輩分類學家的心病。由于項目經費少、編制少等問題，不少研究生重修其他專業，還有人索性進入公司，或者報考公務員。

　　“要是沒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支持，動物分類學可能已經完了。”黃大衛告訴記者，除了基金委每年為分類學領域設立的300萬元資助基金，動物分類研究幾乎很難申請到重大科研項目。

　　相比動物分類學領域，植物分類學專家們似乎要風光一些。在今年年初舉行的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由4代植物分類科學家歷經半個世紀考察、編纂完成的《中國植物志》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一獎項在過去10年內曾7次空缺。

　　但位列獲獎人員第四的王文采卻喜憂參半，因為植物分類學同樣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尷尬。

　　2002年“五一”勞動節，他到西北植物所看標本，發現當年編纂《秦嶺植物志》的那批人全都退休了。一個標本館的退休教授告訴他，由于缺乏經費，如今連學術期刊都無法訂閱。

　　兩年后，他又去江蘇植物所考察，得知所里只剩下了一個40多歲的師侄，另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幫忙收拾標本。

　　“新疆、青海、沈陽，好多地方都不行了。”王文采重重地嘆了口氣。

　　中國的生物學研究始于上世紀初，其時重要的研究機構是秉志、胡先骕所領導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當時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撥款很少，但生物分類研究因符合“科學救國”的理念而被大力支持。當時一般大學教授月薪不過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則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羨艷的職位，這使得該學科在民國時期的自然科學中學術成就僅次于地質學。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分類學一直是很多中國植物學家研究的重點領域。從1959年開始，先后有312位植物分類學家共同投入了《中國植物志》的編寫。

　　如今，王文采常和四川大學的牡丹花專家方明淵教授通信。方明淵的父親方文培曾歷經40余年創建四川大學植物標本館，被李約瑟爵士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植物學家”。

　　每次收到方明淵的來信，王文采都會拿紅色圓珠筆標注出重點，在最近的來信里，他在一段話下面重重地畫了紅道：“只是與生產有關的，園林、藥材、林業方面的問題才來找我，最近又來了個搞旅游的。想到川西采標本，沒錢了。”

　　是世界性通病，還是中國式頑疾

　　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傳統分類學的沒落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基因技術的逐漸成熟，通過DNA檢測研究判定植物類群間親緣關系的方法正逐漸取代通過形態進行分類的傳統方式。英國皇家植物園自2006年一位裸子植物分類學家退休后，該崗位一直空缺至今；并且該植物園也沒有人接替已于2007年退休的一位蕨類植物分類學家。

　　但在王文采的眼中，國外情況與國內有很大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1990年他到瑞典進行短期考察，發現當地的科學家野外考察時幾乎不再采集標本，只是拿著一個瑞典植物檢索表進行對照。他們表示經過幾百年的搜集，植物種類已幾近完整，近年來只發現過罌粟科的一個新變種，后來還被論證為誤判。

　　自1753年林奈發表《植物種志》起，國外分類學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以搜集發現為主的傳統分類學鼎盛階段已經過去，轉向利用DNA技術分析幾乎成為必然趨勢。相比之下，我國的分類學在20世紀初才開始起步。

　　“我們的野外采集和分類描述還遠未結束，就急著學外國人藏進屋子搞分子生物了！”王文采為記者舉例，在植物所的標本館里，杜鵑花的品種有20多種，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植物標本館里，收藏了超過100種的中國杜鵑花。

　　“英國的植物志每30年就要重新修訂一次，中國這么大，不能把傳統分類學當做一錘子買賣！”他很激動。

　　面對學科萎縮的困境，另一批科學家則將板子打在了急功近利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上。

　　昆明植物研究所標本館館長彭華告訴記者，SCI評價標準主要以發表論文的影響因子和論文被引用的次數為依據，這也成為衡量中國科研人員的主要標準，進而直接和項目申請、職稱晉升掛鉤。

　　而分類學屬于最典型的積累性學科，長期野外的考察記載才能完成一篇論文。發表一個新的演化理論，也可能得在數十年后才得到重視和承認。因此分類學論文，很難發表在目前國內的重要刊物上。

　　彭華介紹，往往就在同一個植物研究所里，從事植物化學研究的，做一個實驗，很快可以寫報告，一個研究組一年幾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不可能寫到兩位數。

　　一個很明顯的對比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和一個老一代植物分類學家的兒子是同班同學，后者研究方向并非傳統分類學，現在已經是博導了，而那位科研工作者由于投身傳統分類學，長期野外實踐，書寫了不少，卻很少能發SCI，至今還是副研究員。

　　“兩個一比較，向哪兒發展才對路，年輕人心里都有數。”彭華說。

　　面對一刀切的評價方式，黃大衛直言損失的將是國家利益。有農科院的教授常將農業生產中發現的病蟲害送到動物所鑒定，結果不到幾年時間，便從“什么都給鑒定”變成了“什么都鑒定不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鑒定一個標本可能要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都忙著搞論文呢！”黃大衛說。他已經將自己的主攻方向轉向了生物進化。

　　在研究所的分類學碩士圈子里，大家常把放棄讀博或者改變研究方向的人稱為進化樹上的分支，“擁有稍微舒適一些的生態位”。

　　當然，每屆還是會有一些對傳統分類學矢志不渝的“傻孩子”，有人便開玩笑說，所里分類學的老師“潦倒并快樂著”，只是為了每屆出現的那么幾個“知己”。

　　《中國植物志》的編研，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

　　自17世紀中葉一直到1949年，我國有近120萬份標本被外國人搜集研究，由于植物命名有國際公認的優先權，中國植物的70％都是由外國人的名字命名。

　　在王文采的記憶里，1949年的時候，能用來學習植物分類學的本土教材還只有兩本，遇到鑒定不出的植物，便只能找當時唯一講授植物分類學的先生林镕求教。

　　在采訪過程中，這位84歲的老人一直在說分類學“丟不得的”，因為它在半個世紀內的從無到有都是中國的植物分類學家們“拿命換的”。

　　20世紀初，錢崇澍、胡先骕、陳煥鏞等第一代植物分類學家毅然從哈佛大學歸國，跋山涉水收集標本，越是深山窮谷越要去，越是名山險川越要闖。

　　1938年，吳征鎰和周家熾從橫山采集歸來，在長沙一座大樓上整理標本之際，遭到日寇的轟炸，人和標本一起從四樓飛下草坪。

　　一次在西雙版納的考察過程中，王文采患上了惡性瘧疾，高燒不退，最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個年輕人每人獻了400毫升血，才救了王文采的命。

　　《中國植物志》的第四任主編，吳征鎰院士曾經感慨，《中國植物志》的編研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

　　王文采已經將分類學研究萎縮帶來的種種惡果視為“第八十二難”，無法鑒定和認知標本，就會影響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識讀；無法發現和鑒別新增的入侵物種，將對林業、農業產生重大隱患；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缺乏分類學的基礎，將無法得知物種的分布和形態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科學家迄今發現、描述和命名的物種僅占我們這個星球全部物種的6％—存在的3000萬個物種中了解的不到200萬個，而剩余的94％則在快速消失的生態系統中自生自滅。到2050年，僅僅因為氣候變化，地球上一些地區有多達37％的物種將消失。

　　為了阻止這一態勢，美國科學基金會已經開展了“提高分類學專門技術合作”大規模項目計劃，旨在幫助年輕的分類學家。

　　據報道，我國的自然科學基金委也已經引入了兩個為期4年的傳統分類學資助項目，預計從2010年開始實施。

　　這些舉措在王文采看來有些不可理解：“時代變了，我那時候根本沒考慮過錢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初，所里曾經給了王文采十幾萬元的項目資金。這個一輩子就攢了兩萬元的老頭兒一度不知道“這么大的一筆錢”要花在哪里，便托給了一個學生保管。

　　現在，這筆錢終于找到了用途，用于發表論文。一家國內的學術刊物已經明碼標價，發現一個新種后要發表論文，得先交500元的版面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