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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初的清華大學冬意漸濃。

　　85歲高齡的羅哲文先生來到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參加紀念中國營造學社成立8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他感慨地說：“彈指一揮間，中國營造學社80年了。”

　　1930年2月，中國營造學社，中國現代建筑史上的一座豐碑，由朱啟鈐先生投資創辦。北洋政府時期的代理國務總理朱啟鈐因曾支持袁世凱復辟，那時已黯然退出政壇，投資實業。在學術界一片歐風美雨中，他卻將目光聚焦到了中國傳統建筑的研究和保護之上，其深層的意圖，自然是要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文脈。

　　營造學社成立之后，一開始以朱家為辦公地點，后來遷至天安門內的舊朝房，內設法式、文獻兩組，分別由梁思成和劉敦楨主持，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做了大量的中國古建筑田野調查工作。

　　1937年，抗戰爆發，日本方面曾想拉攏梁思成，他們以“東亞共榮協會”的名義給梁思成發去請柬，邀其參加會議。梁思成立即帶領全家和中國營造學社長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達昆明，翌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在李莊，物資匱乏，加上終日勞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癥，行動不便；他的妻子林徽因則有嚴重肺病，長期臥床不起。

　　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還記得1945年的晚春，他第一次見到梁思成先生時的情景：“他當時40多歲，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藹可親，但是弱不禁風。因患有脊椎組織硬化癥，他身背鐵馬甲。何況重慶天氣炎熱，一般人都受不了，他還要俯案作圖，其難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頂在花瓶口上，笑稱如此，線可以畫得更直，實際上是找個支點，借以支撐頭部的重量。”

　　就是這樣一個面臨重重困難的民間社團，卻成就斐然。在營造學社成立的短短十幾年內，他們走訪了15個省，近200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項建筑與文物，積累了大量資料。如果沒有營造學社的發現和保護，像應縣木塔、薊縣獨樂寺、遼代觀音閣等珍貴建筑實例可能不會留存至今。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梁思成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寫作《中國建筑史》，將各時期的建筑，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詳細的敘述。正是因為這本著作的學術含金量，1946年，美國耶魯大學邀請梁思成訪美并做學術報告，這當然也是營造學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以至于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學者，一提到梁氏夫婦和中國營造學社，就要向著東方三鞠躬。

　　1946年，因為資金短缺，朱啟鈐先生也已經家資散盡，加上學社人員分散到各地，營造學社只能停止活動。中國營造學社存在不過17年的時間，卻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古建筑和古文物的人才，羅哲文（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和王世襄就是其中杰出的兩位。80年來，眾星隕落，當王世襄先生也駕鶴西去之后，中國營造學社也就只剩下了羅哲文—最后一位見證者。

　　惟一的被錄取者

　　時代周報：營造學社80年了，您可算是碩果僅存的社員，也是營造學社培養的最后一批建筑學者，1940年您是怎么報考中國營造學社的？

　　羅哲文：當時正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營造學社先在昆明呆了一年，然后遷往四川。

　　1940年，營造學社就到了我的家鄉宜賓，同濟大學開始招生，機關招一些工作人員，或者是一些學徒，登報招考。當時我考了好幾個地方。營造學社和我的興趣愛好還比較接近，我原來就喜歡工業技術、畫畫、藝術，就去了營造學社。那時的營造學社人也很少，算上家屬也就10多個人。他們也招一些臨時人員，比如同濟大學招勤工儉學人員。從那以后，我就一直做古建筑研究，一晃59年了。

　　時代周報：據說您是眾多考生中惟一一名被錄取者，考一些什么樣的科目？

　　羅哲文：在一個大課堂里考，和面試差不多，一個一個談。當時考的大概有幾十個人，時間太久，我記不清了。除了面談之外，也考美術，讓我看著對面的塔畫張畫。另外還叫我寫了一張紙的字。我估計他們看了以后覺得我還是比較有培養前途，就吸收了我。

　　時代周報：在營造學社先是為劉敦楨先生抄寫整理《西南古建筑勘查》的文章，并繪制一些插圖？

　　羅哲文：是的，幫他抄寫，畫一些簡單的圖（法式圖和文獻圖），這是臨時的任務，大概有半年時間，就結束了。后來梁思成先生看到我畫的圖，覺得我還不錯，于是把我叫到法式組，練習畫圖、練習測繪。1940-1946年，我用了5年的時間，就基本上學會了古建筑的測繪，基本功算是打好了。營造學社是當時國內惟一的古建筑研究機構，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好幾個。建筑之外的課程一般自學，但有些課程也會來教你，比如外語。林徽因先生的外語好，但她只能躺在病榻上教我們。

　　艱難的營造學社

　　時代周報：梁先生、林徽因先生去山西測繪，您也去了嗎？王世襄先生剛剛去世了，他也是營造學社的社員，當時你們是不是也在一起？

　　羅哲文：我沒有和梁先生、林先生去山西，他們去測繪佛光寺等唐代建筑是在抗戰前。他們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北平已經淪陷了，知道之后趕快回來，回來實際上也是流亡，先到長沙，長沙淪陷后1939年到昆明，最后到四川。

　　不過我在李莊也參加測繪，比如測繪了松墓和懸羅殿。松墓是我和王世襄一起去的，我畫的圖，他寫的報告。他們都比我年紀大，王世襄是研究生，他們的文化都比我強，所以我就測繪畫圖，比較少寫報告。當時我還幫劉致平測過民居。

　　時代周報：在李莊，當時條件是不是很艱苦？

　　羅哲文：那當然。李莊是農村，當時都沒有電燈，晚上點個煤油燈，但還能做一些工作，工作主要還是在白天。物價也在漲，醫藥也很短缺。當時的同濟大學是著名的醫學院，但也是藥物短缺，以至于像肺病這樣的常見疾病在當時幾乎就成了絕癥。林徽因先生一直是肺病，躺在床上，沒有特效藥醫治。梁思成先生的弟弟、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也是肺病，50年代就去世了，歲數都不大，40來歲，跟當時艱苦的生活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時代周報：營造學社是怎么停辦的？是因為經費問題嗎？

　　羅哲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們回到北平。梁先生覺得，像以前這樣的招考方式招不到幾個年輕人，古建筑的保護研究工作還是需要大量的人，應該還是學校培養。此外，營造學社回來后如何繼續都是個問題，因為學社的社長在抗戰時期去世了。于是，梁先生就到清華辦建筑系，他從清華出來，清華也歡迎他去清華當教授。營造學社到這個時候就基本上停止工作了。

　　梁先生到了清華之后，為了繼續古建筑的考察工作，成立了研究所。營造學社和建筑系在清華實際上是一個單位，但是有兩個牌子。當時解放戰爭全面展開，不可能再去調查，另外教學任務也很重，所以46年之后就沒有進行過太多調查研究了。

　　解放之后，營造學社是個私人機構，要重新登記，當時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就沒有登記，事實上就不存在了。營造學社原來的人都分散到各處，一部分在清華大學，另外的人則到各種研究機構去工作。

　　古建筑要為民所用

　　時代周報：批判營造學社是在梁思成先生反對拆除北京老城墻之前還是之后？

　　羅哲文：對營造學社沒有批判，批判的是梁思成先生本人。營造學社不牽涉什么政治問題，它只是調查古建筑，然后寫成調查報告而已。

　　1954-1955年批判大屋頂、批判復古主義，說模仿古建筑是浪費。現在看起來，當時對梁先生的批判起碼不是很準確。梁先生并不是說反對新建筑，他本身學的就是新建筑，他也不是說都要復古，他提倡傳統、要繼承中國的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當然有大屋頂，但民族形式并不都是大屋頂。其實他還是主張現代化，他從美國回來教學，傳授的都是當時最新的理念，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并不主張守舊復古。

　　時代周報：當時對梁先生以及其他建筑學者的批判方式粗暴嗎？

　　羅哲文：還不是太粗暴，那不像“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寫文章批判。雖然很多人的文章并不實事求是，但沒有武斗。這次批判對他來說是一次很好的經驗，反右的風暴他就躲過了，因為他反右時他就沒有發表任何言論。

　　時代周報：拆除北京老城墻時梁先生流淚的故事是真的嗎？

　　羅哲文：對于北京老城墻、老牌樓，梁先生的感情很深，他當時提出北京應該全面保護。他并沒有說一切都不動，這并不是他的意思。他保護古建筑，還有一個特點是主張古建筑要為民所用。這個思想是很超前的。1953年有一次討論古建筑的會議我都參加了，他也不是一點不讓步，該保護的還是要保護，新的建設需要拆的，也可以拆。他不是提出一個新北京的方案嗎？將北京分成舊城與新城，新的機關、工廠主要在新城，這就不會對老城區造成太大的破壞，這是意大利保護羅馬的經驗，如果這個方案能被采納，那當然能更好地保護老北京。

　　真要保護北京，我也覺得這是個最佳的方案。現在也是，真要保護，還得建新城區，就像平遙、麗江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