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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智叟十年綠化用地維權路
致市長的一封信 1989年，范國振入住深圳南天一花園，彼時，他還是德國KARCHER(深圳)公司經理及高級工程師，后來妻子隨女兒移居美國，他一人住兩層復式公寓，獨來獨往。沒人能想象他將與處理鄰里糾紛的居委會主任一類角色聯系在一起。 南天一花園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發的商品房住宅小區，由于開發商與物業管理公司同屬深圳城建集團，同聲同氣，管理強勢而混亂：上世紀90年代開始，花園7000多平方米的架空層就被物業公司改為商鋪、倉庫用于營業；南天大廈一棟西北側3000平方米的原規劃綠化用地也被占作餐飲、停車所用；小區規劃的二棟配套公用管理用房則被開發商改造后對外出租…… 老范余忿未消：“架空層一共有108格，每格租金3000多。其中色情發廊就有28家，平均每家5個女孩子，100多個女孩每天化著濃妝，像鬼一樣在這里游蕩。小區門戶大開，香港人和臺灣人紛紛聞風而來買春。綠化用地則成了一條食街，炊煙滾滾、老鼠遍地跑。” 就是在這樣一個地方，老范住了11年，也冷眼旁觀并忍耐了11年。由此可知，從一開始，他就非一個維權的激進派。 2000年，城建變本加厲，打算在占用的綠化用地上進一步建起綜合大樓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在這段時間里，有業主因為家中被爆竊，對小區治安失望透頂，舉家遷離了南天一。 導火索引燃了積聚已久的情緒，終于有人選擇了不再沉默，那是已年屆63歲的范國振。業委會成員李太太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情境：那個住在隔壁的老頭寫了一封致張高麗書記、于幼軍市長的信，提出恢復規劃綠化用地的訴求，然后自個兒搬張桌子坐在小區里，邀請其他業主簽名。 在那之前，小區里沒有誰認識范國振，他也幾乎不認識任何人。其時大家對業主維權還缺乏意識，對老頭子的“上書”并不抱有太大熱情。南天一花園1140戶住戶里，只有數十人在信后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但他們畢竟因此記住了這個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人物。 給市長寫信獲批復 令那些對維權持觀望態度的業主意外的是，由范國振起草的聯名信很快得到了批復，深圳市國土局責成城建集團中止建綜合大樓的計劃，并將綠化用地恢復原有用途。雖然城建集團并沒有馬上執行國土局的函令，而是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拖”字訣，但形勢已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當大家發現維權真的可以起到作用時，部分業主就主動聯合起來組成‘業主聯絡小組’，決意抗爭到底。”李太太說話總是高八度、手舞足蹈，她是個充滿熱情的人，2000年開始就是業主聯絡小組及業委會的中堅分子，對范國振推崇備至，“多虧老范基于義憤、拍案而起，把我們給喚醒了。”然而她沒有發現老頭子在旁邊搖頭竊笑。 范國振從不認為自己應與充滿戾氣的“斗士”們站在同一隊列。“啊，不不，我不是個‘維權斗士’。”前11年不義憤嗎，為什么那一刻才站出來？只有正義和憤怒并不足以促使他行動，他更看重方式與時機的結合。 中國的業主維權在多數時候都是一件費時、費力又難見成效的事業。南天一花園業主的幾大心結——出租的108格架空層、綠化用地及兩棟小樓權屬問題，都涉及產權糾紛。如果循正常法律途徑進行產權爭奪，可爭議處有很多，沒有幾年時間難以寄望問題得以解決。 老范很現實，“明知道現在根本辦不成的事情，就不要去辦。” 那一年，他之所以拍案而起，是因為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看到另一線曙光。“當時，深圳市政府正在強調‘瞄準世界一流水平，向著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花更多、城更美的目標進行高起點規劃’，這個大背景下提出還原綠化用地，政府不能置之不理。”果然，他們乘對了這一程政策東風。 不過，在業主維權意識被挑動的同時，開發商和物業管理公司的反撲亦來勢洶洶。正式的業主委員會成立需要經歷備案、審批等一個頗長的過程，部分維權積極分子率先成立了一個“業主聯絡小組”。但是，每當聯絡小組開會，物業管理公司就以“非法集會”的理由進行阻撓；保安整日火眼金睛地逐家逐戶巡視，以防聯絡小組向其他業主“秘密派發傳單”。 李太太戲稱那段日子是“地下黨工作”，進行得非常艱難。有幾次，老范回到家，發現鑰匙插不進匙孔，門鎖被異物堵塞了——那是物業給他的“警告”。 而作為回應，范國振做了一個近10年來最重要的決定——辭去KARCHER公司的高薪厚職，全力以赴推動綠化用地的恢復和業委會的成立。 遠在美國的老伴得知這個消息，氣急了，越洋電話打回來，劈頭就是一句：“老頭，你犯神經病！” KARCHER負責人也追問：“是意大利公司把你挖過去了嗎，是嫌薪酬不夠豐厚？”老范答：“不，我要去做業委會。”對方訝然：“業委會是什么工作？收入很高？”范解釋：“No，那是社工。”德國人恍然大悟，豎起大姆指，不再挽留。 理性維權論 侃起這一段，老范得意洋洋。因為即使是當時那么氣急敗壞的老伴，事后也承認他的決定是睿智的，并不帶有所謂悲壯的“犧牲”色彩。 “我們來算一筆賬。從60歲開始，我每月領取六七千元退休金，女兒不時寄錢回來。老頭子除了買書外沒別的嗜好，錢根本花不完。如果我呆在德國公司，每月當然還會增加一兩萬收入，然而這些錢卻是我生活中完全用不上的。”棄守自己根本不需要的東西，并無所謂“犧牲”，但范國振因而得到的，對一個大都會里的空巢老人來說彌足珍貴。 2000年11月，南天一花園業委會幾經艱難得以成立，范國振即被推舉為首屆業委會主任。至2010年，南天一業委會歷經4次換屆，“范主任”的地位堅不可摧。這樣的擁戴是以前那個高級工程師范國振想都不曾想過的。那時他一如冷漠繁忙大都市里其他公寓樓的住戶一樣，獨來獨往，甚至連隔壁家的主婦姓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在小區內略一走動，“范主任”、“老范”的招呼聲不絕于耳。“老伴和女兒回來的時候開心啊，走到哪都有人熱情問候，左鄰右里輪番請客，總是胖了一圈才回美國。” 但也不是一開始就得到認同。回憶起業委會成立之初的種種沖突，73歲的老人突然童心大起，要考一考記者：“你知道在中國，大家通常會推選什么樣的人當業主維權的領導者么？”當然是那些銳氣十足的激進派，他們熱衷扯橫幅、游行、上訪，奮不顧身。范國振恰恰不是那樣的人。 其實南天一也有人提議在樓體拉大字橫幅、貼標語，因小區正對深圳市體育館，是中央和省級領導巡視的必到之處，足以引起政府注意。老范極力反對。“面對集體侵權，中國的群眾大抵只分兩類。一類人麻木不仁、漠不關心；另一類則全是激進分子，動輒貼標語、搞運動。”他奇怪，偌大的禮儀之邦，仿佛沒人懂得談判與協商。如果有誰在激動人心的時候提出依法維權、協商談判，多半會被認為是開發商收買的“叛徒”。幸而范國振先有聯名信的功績，后有辭職維權的壯舉構成信任基礎。 他據理力爭，稱過激的維權方式只會引起政府反感，就算取得一時的勝利，最終也是得不償失。“我說，千萬不要搞運動，中國這幾十年來這么多次運動，我一次不拉都經歷過，傷害太深了。但凡搞運動，永遠沒有贏家。”他的客廳墻上貼滿了家庭照片，其中一張是“文革”時期的黑白照，骨瘦如柴、面目全非。說到激動處，他拍桌子。“如果你們非要搞游行、掛標語，我就飛去美國跟女兒住，等你們自己搞完我再回來。” 斗智不斗勇 在老范的堅持下，這些年來，南天一花園在激烈的維權過程中從未貼過標語，也從不曾游行靜坐。不過，不激進并不代表不作為，“因勢利導”的維權策略才是范國振得以在業主維權領域享負盛名的重要因素。 要求還原綠化地的聯名信遞出后，他再就架空層問題“出招”。一封致全體業主的信里闡明了“商品房架空層產權屬全體業主”的法律精神，業主嘩然。 然而，盡管南天一花園的“綠化用地”、“架空層”、“二棟配套公用管理用房”等問題，無不是在“私有產權合法權益應得到保護”的觀念下提出的，依循法律途徑追討產權之路卻最是荊棘滿途，業委會甚至難以成為訴訟的“適格主體”。范國振心里明白，產權意識只能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維權策略又是另一回事。 2002年前后，中央領導將視察深圳，市政府加大力度整治“違章建筑”，老范即組織業主進行行政訴訟，提出小區架空層的商鋪屬違章建筑，應予拆除。同時，訴訟過程中他聯絡當地媒體介入調查，輿論壓力一時無兩。 由于清拆違建的訴求與政府社會管理的政策重新取得了一致，2002年11月，國土部門的鏟車終于開進了南天一花園，業主眼中的“毒瘤”——長期占據架空層的108家商鋪和發廊被清拆一空。 2000年6月，開發商推倒小區東側消防通道旁的圍墻，欲將南天一花園小區內的道路、停車位和綠化草坪作為對面沃爾瑪商場購物者的公共通道。盡管業主證實了圍墻在南天一花園紅線圖內，但相關政府部門基于各種利益關系，并不批準業主恢復重建圍墻。 范國振沉吟良久，并不與政府硬碰，而是沿原圍墻軌跡修建了一列綠化分隔欄。一人高的尖銳鐵柵欄替代了圍墻作用，將小區道路與沃爾瑪完全分隔開來，重新恢復封閉管理。 “我半輩子都是搞技術設備的，向來只重視目標的設定，至于達成目標的方法可以非常靈活多變，只要有效就行。”如果說最開始，業主激憤的情緒只是被范國振旁征博引的言談暫時安撫下來，那么當小區一步一步恢復綠色、寧靜之際，不由他們不折服。 李太太有一溜兒的維權口頭禪，“要因勢利導，要進退有度，只能順守、不能逆取……”她掰著手指頭煞有介事地說，一聽便知全屬老范出品。 不過，在業委會里，范國振并不搞一言堂。2000年，大家提出炒掉物業公司，他先是反對，希望通過協商達至共贏。“我說，現在炒掉他們，本體維修基金會被拿走的。”然而，經過長時間努力，城建物業公司一直拒絕與業主對話及妥協。2001年，業委會再次表決更換物業，老范同意了。 “既然大家都贊成換，那就換。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換得有策略，不能急進。一要接受談判，二要留用所有保安和清潔工人，三要邀請原物業公司參與重選投標。”經過1年零3個月的斡旋，2002年，南天一花園終于通過招標和平更換了物業管理公司，其間沒有發生一次肢體沖突。 然而，更換物業公司后，管理費固然大幅下降，老范最擔心的事情也發生了——小區109萬本體維修基金被城建盡數卷走。 維權之難 “在中國，業主維權真的很難！” 老范屋里放滿法律、維權書籍，重點處全做上了筆記、注釋，但維權10年后，老頭卻對法律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把業主維權的方式歸總為幾大類。 一是業主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就侵犯業主物業權益發生的矛盾糾紛問題直接對話、協商，是為最簡捷的渠道；二是業主向開發商、物業公司的政府主管部門投訴；三是采取公開掛橫幅、上街游行、堵路、靜坐等激烈維權方式，引起有關政府部門高度重視；四是依靠新聞媒體的曝光；五是通過法律途徑來維權。 當中自然以法律維權最為名正言順，但這卻是除游行靜坐以外，范國振最不愿意走的路。“我常說合法維權，但決不是指通過法律維權。這完全是兩回事。”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愿意驚動法院。 “原因很簡單，法律一向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而與開發商硬碰硬地掰手腕，業主始終是弱勢的一方。” 不過，一旦別的路都已經走無可走，最后剩下的也唯有法律一途了。 從2002年城建撤出開始，南天一業委會就一直循法律途徑追討本體維修基金，歷經6年多，直至2008年才有了結果。而兩棟小樓的產權和多年出租所得則至今尚未追回。而這期間，雙方大大小小的官司已經打了近20場，業主付出的時間成本、人力成本和維權成本難以估量。但相應地，物業公司這些年來的侵權卻仿似順理成章，不費吹灰之力。侵權成本與維權成本的不對稱，令人寒心。 最近這次業委會換屆，老范本不想再競選主任了，他今年已經73歲。 但業主和其他業委會成員都不答應。李太太扯著嗓子說：“老范，你要是不干，我們也退出業委會！”他想了想，兩棟小樓的產權還沒收回呢，官司還得打下去，這還真不是個撂挑子的時機。于是又連任了一屆。 “狡猾的老頭”總結的“鬼點子” 盡管官司難纏，但打了這么多年，狡猾的老頭也總結出了諸多“鬼點子”。他拿出通訊錄給記者看，里面好幾頁都是記者的聯絡方式，很多已是忘年交。無疑，這些年來除了把握政治風向外，他最擅借用媒體力量。每次法院開庭，南天一至少有二三十個業主到場旁聽，并有記者同行。 “輪到我開口時，我先裝成老邁不堪的樣子。”老范給記者“表演”，一抹臉，馬上變了一個糟老頭兒，顫巍巍、口角抖動，“我說法官啊，我年紀大了，你要給我一點時間才能把話說清楚。”記者在旁邊，法官不敢怠慢，忙說老人家別擔心，慢慢說，沒人會打斷你。此言一出，老頭立即搖身一變，精神奕奕、滔滔不絕，直把對方律師都說得無言以對。 終極目標 不過，這些現在都不是范國振最關注的事情了，折騰了這些年，除了兩棟小樓的產權外，城建集團的遺留問題已基本解決。 老范帶著記者參觀清理好的架空層，原來的商鋪被重新打通，有的作為公告欄，一部分則被設計成兒童游樂區，大人帶著小孩在蕩秋千、滑滑梯，好不悠閑。 保安告訴記者，架空層區域和綠化草坪上所有休閑長椅都是業主捐的，600元一張，老范帶頭捐了10張。 此刻的南天一花園與10年前已是云泥之別。那些因為對城建管理的不滿而搬離的業主，幾年前發現小區已完全變了樣，又舍棄新居搬了回來。令他們更開心的是，當年因烏煙瘴氣的管理而不斷跌價的房子，現在已升值數倍。 “現在腦子里想的都是建設，怎樣把小區搞得更美好。”老范感嘆，“很多業主和媒體都沒有搞清楚，業委會并不是為了維權而成立的。維權是業主權益被侵犯后不得已而為之，業委會的終極目標是把小區建設得更美好，讓房子保持升值。”這也是他在維權過程中始終堅持冷靜、理性與對話的原因。 “千萬不要讓政府認為你是個‘定時炸彈’！只有與政府部門保持良好關系，業委會的存在和運作才會得到支持，否則小區建設寸步難行，甚至遭受‘封殺’，豈非糟糕？” 南天一花園在政府眼里是沒有威脅性的，有關部門在研究業主權益問題時，還時常邀請范國振提供意見。2009年深圳市居委會換屆直選，老范成了深圳最老的居委會主任，南天一花園則成為國內少有的居委會與業委會合二為一的社區。居委會主任老范近幾天正忙著為小區一位畫家籌辦畫展，再下個月，則計劃搞一個兒童畫展。“這些活動，街道都非常支持。” “與政府部門斡旋必須是這樣——只可順守，不可逆取。”他微笑。 這時，電話鈴響，是深圳另一個小區的業委會主任致電請教法律問題，這幾年他儼然已是圈內“百事通”。記者發現，當小區建設也漸上軌道后，老范又有了另一個遺憾——難以把10年來總結的這些寶貴經驗與更多同道中人分享。 “最多在電話里或小區內交流一下，他從不走出去搞‘統戰’，因為政府最忌憚這個。”李太太替他解釋，他們不想把這些年與政府間建立的信任破壞掉。 現在國內的狀況就是這樣：大多數業委會都沒有經過培訓，缺乏理性維權的經驗，維權舉措就談不上成熟；他們越不成熟，政府越擔憂，越不樂見業委會交流、培訓等場面出現。“政府不懂疏導，業主不會談判。”范國振攤攤手。他最近在寫一篇《業主委員會應將構建和諧社區作為最高目標》的稿子，希望可以起到一點作用。 “業委會這個事情啊，做著做著，真的會上癮的呢！”臨別時，老范笑著說。夕陽下他神采飛揚，絲毫不似一個73歲的老人。
編輯：liyuting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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