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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有為：請問，紅飄帶的設計構(gòu)思來自哪里？是否也有一個靈感的來源？

　　俞孔堅：該場地有一個很自然的基底，我們的設計是一個理性的過程。要說靈感來源，首先應該考慮盡量小地破壞這個自然，用什么方法來達到？那就是最簡約的設計。第二要考慮人的活動，怎么樣最高效地滿足人的活動？人的活動是什么樣的，有何要求？人通常是沿著河的走廊活動，它應該是像河流一樣的流線型的，所以它一定是流暢的。這個最簡單的東西，流線的東西，那就是這條飄帶，而且它是多功能的，滿足城市人的需要的。為什么是紅色呢？因為紅色是綠色背景下，最小人文痕跡的最大化，能跟綠色產(chǎn)生最強烈的對比，沒有其他顏色比　　紅色有更強烈的這種對抗。紅色的又是很中國的。

　　如果說有設計靈感的話，那就是毛澤東的書法，宛如行云流水。毛澤東跟秦皇島關(guān)系很密切，他寫的詩“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他那首詩的書法的流暢性，如行云流水，便是靈感來源了。

　　紅飄帶最終還是最簡約的，但是這個簡約又不是建筑學意義上的簡約，它是生態(tài)學的簡約。以前景觀設計師是借鑒建筑學的簡約，側(cè)重形式的簡約，它實際上是功能的簡約，這種流暢的線條，穿過林子而對場地帶來最少的干擾，卻最大限度滿足人們對城市化的訴求。

　　如果再追溯到設計背后有什么動機，怎么會有這種想法，那應該是小時候的這種體驗——穿過田野的體驗、穿過不同自然板塊的這種體驗。你想想，當你沿著鄉(xiāng)間的林中的道路，獲得的這種流動的穿越。

　　總之，這個過程是很理性的事，同時又是源自內(nèi)心的流露。怎么出現(xiàn)流線型又跟地形、自然有關(guān)，一個是穿越，一個是最小的破壞，自然就形成了這么一條紅飄帶。

　　李有為：我看過有評論家評論說，紅飄帶具有非常明顯的、典型的當代藝術(shù)特征。您怎么看待當代藝術(shù)？

　　俞孔堅：當代藝術(shù)變得更融入生活，我覺得藝術(shù)走入了生活。

　　李有為：藝術(shù)生活化。

　　俞孔堅：對，就是藝術(shù)生活化了，或者是生活藝術(shù)化，生活很詩意——新的詩意。當代藝術(shù)的新詩意跟古典是有差別的。“古典”的是矯揉造作的詩意，當代藝術(shù)是一種白話的詩意，用最普通的話把這個詩意表達出來，而不是八股文的。

　　以刻意的中國古典園林設計為例，那是造出的詩意，而紅飄帶是個白話的、流暢的詩意，完全是回到本能來尋找詩意，回到人本能的反應，最深層的，這里面沒有文化，這兒讓你感覺不到文化的塵埃。

　　孔祥偉：沒有特意附加的文化。

　　俞孔堅：沒有附加，就是直接回到人，回到原點，從原點出發(fā)。什么是回到原點呢？中國古代的《詩經(jīng)》就回到了原點，詩經(jīng)里頭它沒有華麗的文化外衣。古典詩意都需到文化的塵埃里去找詩意，引經(jīng)據(jù)典。中國古典的詩很難理解，因為它引經(jīng)據(jù)典，文化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它是士大夫的詩意。我們這里是平民的詩意，就是白話的詩。

　　孔祥偉：紅飄帶還是屬于一個基于“尋常景觀”理念的項目，但是它同樣被評為世界奇跡。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俞孔堅：也就是尋常充滿著詩意，當全國城市都在最求標志建筑和異常景觀時，尋常也就成了奇跡。“尋常”把奇跡這個概念重新定義了，因為我們太追求異常了，刻意追求偉大和雄偉。也因為這個世界太追求奇跡了，結(jié)果你追求尋常反而變成奇跡了。

　　孔祥偉：這個特別好，這就是尋常里頭存在的異常。

　　俞孔堅：也就是回歸。異常就是與眾不同，在這個社會都在追求異常的時候，大家實際上把這個與眾不同給“抹殺”了。比如說大家在追求異常，都在蓋最高的樓。就像皇帝整天大魚大肉，最后吃窩窩頭就變成異常了。但對于太行山的農(nóng)民來說，他天天吃窩窩頭，吃一天肉，那就變成異常了。暴富中的中國城市，整天都像在吃燕窩、熊掌。今天是“煎蛋”，明天是“鳥巢”，后天是“褲衩”，結(jié)果反倒窩窩翻倒成了美味，只是這窩窩頭不是粗糙的，窮人常吃的那種，而是另外一種窩窩頭，那就是藝術(shù)化的窩窩頭。

　　李有為：什么事件或者說什么人對您這個作品的影響最大？

　　俞孔堅：這個不好講。沒有直接的，均是潛層的。應該是兒童時候的經(jīng)歷，我這里頭找不到西方的同樣的做法。

　　孔祥偉：西方?jīng)]有這方面相仿的形式和語言。

　　俞孔堅：沒有，如果有的話，就是大地藝術(shù)。應該說，大地藝術(shù)給了潛意識的靈感，但也不是直接的，因為大地藝術(shù)它不可用，紅飄帶是實用的。

　　孔祥偉：大地藝術(shù)還是純藝術(shù)的，是一個觀賞性的。紅飄帶本身還是城市家具。

　　俞孔堅：它又是個城市家具，是個城市設施。它象征了城市化，象征了一個城市。為什么象征城市？它把所有城市人所要用的功能都整合在里頭，節(jié)約的整合。比如燈光、座椅，這都是所謂城市的藝術(shù)。

　　實際上這里頭有兩個反叛，一個是反叛了傳統(tǒng)的做法，第二個是反叛了所謂的和諧。所謂的和諧，一般強調(diào)這個場地應該自然，應該用自然的材料，但是紅飄帶追求的是很強烈的對比，用對比的方法。正因為用對比，把人跟自然實際上拉近了，真正整合在一起。你想想，如果是一條不顯眼的步道、仿自然的座椅，那這里就只有自然，卻沒有了藝術(shù)，人的身份就沒有來，就只有自然了。紅飄帶實際上標榜了人的存在，人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

　　李有為：另外有一個問題，是什么人類的情感和需求推動了您的設計？

　　俞孔堅：人有兩種需求，一個是需要自然，第二個是需要遠離自然。這兩個東西在這里都出現(xiàn)了。需要自然就是因為人們是離不開自然的，就像兒子跟父親的關(guān)系。人一定要背叛自然，才能找到人獨立的身份，人既要有身份，同時又不能沒有歸宿。在這里就是一個對立統(tǒng)一，就是我既像你，但是我又不是你，正如兒子像父親，卻往往有一個叛逆的青春期一樣；我既要歸屬你，但是我又要背叛你以確立自我。

　　在歷史上，人與自然這兩者往往是割裂的，比如說人要背叛自然，就完全城市化。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它鋪成水泥，把人的烙印烙上去，標榜人的存在。反過來說人要跟自然和諧，要依附自然或者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完全融入自然，但是那沒有標榜人的存在，人就沒有身份。人要有身份，“我”的存在，人不斷用他的創(chuàng)造性，追求最高的技術(shù)、最先進的材料來標榜人的存在、人的身份。

　　孔祥偉：這個就是立場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設計立場。不僅是面向自然，完全是生態(tài)的，又完全是城市化的，并要把這兩類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斯坦納教授提出一個觀點，他說麥克哈格當時的理論很先進，二三十年沒有人超越，但是現(xiàn)在這一代的年輕設計師，最大的不同點，是往藝術(shù)回歸。把藝術(shù)跟生態(tài)結(jié)合在一塊兒，不僅僅是純生態(tài)的，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這也是當前最標準、最流行、最具典型性的一種設計方式。

　　李有為：您評價某個設計時，最重要的標準是什么？

　　俞孔堅：這個設計是否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問題：即，用最低的技術(shù)要求、最簡單的途徑、最經(jīng)濟的方法來實現(xiàn)人的多種需要。

　　李有為：您最喜歡的設計師是誰？最喜歡的景觀設計作品是什么？

　　俞孔堅：最喜歡以李冰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水利景觀設計師（他們不是簡單的工程師），和他們的代表作都江堰以及廣西靈渠，他們用最簡單的技術(shù)來實現(xiàn)對自然力的可持續(xù)利用。還有我父親的造田和灌溉技術(shù)也是我最喜歡的，在現(xiàn)在看來這些生存的技術(shù)都是一種藝術(shù)。

　　李有為：您認為一個景觀設計師最不可或缺的素質(zhì)是什么？

　　俞孔堅：最不可或缺的是對土地的熱愛和激情，以及善待土地的倫理。

　　李有為：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您最喜歡的物品是什么?

　　俞孔堅：我目前最得意的是我有一張足夠我鋪張的繪圖桌，由一塊完整的桌面和四個桌腿構(gòu)成，還有辦公室中的三顆榕樹，從不開花，但常有樹葉落在我的大桌上。

　　李有為：您在非工作時間最喜歡做什么？

　　俞孔堅：我喜歡穿越田野，在四季里體驗各種作物的空間、色彩和芬芳；感受不同文化對不同地理環(huán)境的適應方式，體驗沒有建筑師的建筑和沒有工程師的農(nóng)田和水利。

　　李有為：如果不從事景觀設計，您認為自己有可能選擇什么樣的職業(yè)？

　　俞孔堅：從上大學開始，我有過可以發(fā)展走向其他職業(yè)的機會，但最終選擇景觀設計，因此這是我必然和注定的職業(yè)，與生具有的土地情結(jié)使我不可能有其他選擇。

　　李有為：您目前最想做、最愿意做的設計是什么？

　　俞孔堅：我想在中國大地上“設計”一個可以逃避設計師意志的生態(tài)與遺產(chǎn)網(wǎng)絡，保障當代和未來人與土地、與歷史的物質(zhì)和精神聯(lián)系。

　　李有為：對您來說，設計意味著什么？

　　俞孔堅：對我來說，設計意味著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問題。

　　李有為：那這個設計完成以后，對您來講，意味著什么？

　　俞孔堅：比較我們以前的幾個項目，紅飄帶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藝術(shù)跟生態(tài)的這種結(jié)合更完美，這是一個新的高點，為以后再做這樣的項目，帶來了跨越難度。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挑戰(zhàn)，要是想再跨越，必須經(jīng)歷更艱苦的奮斗與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