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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景致與行動：《園冶》借景篇
中國風景園林網訊 2009年11月14日，陳植造園思想研討會暨江蘇省園林規劃設計理論與實踐博士生論壇在南京林業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的主題是"傳承·交融"。江蘇省建設廳、教育廳領導和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及風景園林院校師生共計500余位參加了此次會議。以下是馮仕達先生的相關論文內容。  自我、景致與行動：《園冶》借景篇 (澳大利亞)馮仕達撰文 孫田譯 17世紀的中國園林論著《園冶》，以文學典故豐富而出名①。已故的陳植教授于1979年出版了對這一專著的注釋，自此，學習中國園林的學生得以欣賞文字典故之趣[1-3]。最近，邱治平先生所譯法文本《園冶》，亦為西方讀者細說典故，有類似的貢獻[4]。然而迄今，有關這一中國園林論著中典故的概念意義，人們卻論述甚微。學者們承認《園冶》的文學性，但并沒有把書中典故看作理解該書重要性的關鍵性考量。于是就面臨一個難題：學者們似乎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解釋《園冶》典故，雖然它們看起來多半是“裝飾的”、無關緊要的。 近年來，出現了對《園冶》的新分析，它們試圖以新的方式解釋這一論著的文學方面。仔細閱讀后可以發現，這一論著顯示了文本的修辭特色何以與諸如主客兩分、園林設計者的地位等事項可能相關[5]。本文對《園冶》借景篇同樣提出新見。借景篇專注于討論“借景”這一概念，它是漢語園林文獻中此類方向中最早的一篇。在現代學術中，“借景”經常被理解為一項遠處景物與觀察主體之間的固定關系。而近期的研究則指出對“借景”的這一認識并不為《園冶》文本所支持[6]。本文中，我首先想討論，與其說“借景”與園林中特別設計的景致(designed vistas)相關，不如說它是一類特別的設計思想；其次，我想提出一條思考脈絡，以解釋為什么在《園冶》中，“借景”可被稱為園林設計最重要的方面。 為達成上述2項目的，我將遵循2個普遍的前提：1)設置詮釋性的工具是重要的，這有助于此論著向新的閱讀群體開放，僅僅閱讀文本自身是不夠的。之后我會將比較哲學家吳光明的近作與《園冶》借景篇的部分片段聯系，作一討論[7-8]②。2)我們不能輕易地將《園冶》奉為經典。重要的是，經典的意義在于它必須面向當代讀者——仿佛原著有意為之，而不只是面向17世紀讀者的17世紀文獻。 “借景篇”有4個中心段落，與四時相應。整個文本常被視為“詩意的”這其中沒有邏輯論證，討論的主題看起來變動不居，文本充滿了文學典故。 1 流與旨 當檢視此篇時，我發現了一個式樣文章的要旨圍繞自我、景致與行動這3個考量中心循環出現。在有關春天的段落中，這一流轉清晰可見: “高原極望，遠岫環屏，堂開淑氣侵人，門引春流到澤：嫣紅艷紫，欣逢花里神仙；樂圣稱賢，足并山中宰相 閑居曾賦，芳草應憐：掃徑護蘭芽，分香幽室；巷簾邀燕子，間剪輕風、片片飛花，絲絲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興適清偏，怡情丘壑!頓開塵外想，擬入畫中行一。[3]:325” 這一部分以4句寫景開場，從“高原”與“遠岫”的“彼處”再到開堂與門的“此處”。尾隨的4行有關自我與經驗，從前4句的“現在”轉為可仿效的“過去”。“欣逢花里神仙”與馮夢龍所寫的秋先有關。秋先愛花甚切，以至感動神靈，他得以夜會花仙。“山中宰相”則是陶弘景(456 536)，梁武帝曾向這位隱士請教良多——自我被類比為歷史人物。 這一段落接下來的2行將被動的“行動”聯系到主動的“回應”以“閑居”作為寫作的題目以回應我們的“芳草”。“閑居”典出潘岳的《閑居賦》，出自《文選》。“芳草”則出自屈原(340—287BC)的《離騷》，詩中有云“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平故宇”，這種植物因缺少人伴而寡歡。“閑居”與“芳草”既是典故，又均可涉及現實。這些文字讓讀者在“此處與現在”和“彼處與當時”之間穿梭。 段落隨后的4行似乎是在近旁景致中的動作：掃徑與卷簾。 接下來，讀者碰到了更多有關景致的文字，這些文字以些許動作作結高架秋千。“料峭”是一個有季節專屬意義的詞，指的是人們在春天感受到的寒意，這呼應了之前以“間剪輕風”帶出的歸燕之想。“高架秋千”是對環境的具象回應，段落結尾的數行則進一步闡發了回應。這幾行有關自我的內在情感，不像“山中宰相”之類對自我典故意義類比的強調，而涉及中國文學中廣泛討論的“塵世”“丘壑”與“畫中行”，涉及對將來的體驗。 所以，很清楚，我們執行并體驗了一系列穿梭：景致--自我--行動--景致--自我。同時，讀者也穿梭于“此處與現在”和“彼處與當時”。在借景篇的其他部分，文本并不嚴格地遵循這一順序，所以，有的只是可辨的模式(pattem)，而非系統機械的想法。 文本中的這一樣式回應了吳光明所稱的“述行性思考”(performative thingking)，他稱其為“游走性的、模糊的。思考‘驅動’自身‘漫游’，步移景異…動態游走的(peripatetic)‘我’(一個指示物)的所在為情境(situation)——我所處(situated)的地方喚起，我開始講故事，通過確認這一情形……于是思緒漫步，經歷并將不熟悉的化為熟悉的，這一轉化，就是漢語隱喻。[7]：196”《園冶》文本并不徹底檢視對象(“借景”)，它定義復又推敲，缺乏以一種不含糊的方式告訴我們借景是什么；更準確地說，它蜿蜒游走，讀者亦經歷游走狀的閱讀與思考。循著文字之流，讀者抓住了“借景”之旨。 2 新與鮮 我們應該記得，《園冶》是詳細處理“借景”概念的第一個漢語文本，而它并不強調其觀念之新(novelty or newness)，這就讓人意外了。相反，我們發現這一開創性文本主要處理的是普通的經驗(例如“面對遠岫環屏”)和格言短句(故事縮減成一個短語，例如“山中宰相”)。其重點在修辭性的平常之言。借用吳光明著作中對“新穎”(new)與“鮮活”(fresh)的討論，我覺得借景篇避開了由不熟悉(unfamiliar)引向新鮮體味的路線，以鮮活的感覺(a serise of the fresh)更新熟悉之物。熟悉之物何以不流于陳腐？何以為鮮活的感覺所更新？這里，我舉出《園冶》借景論游思的2個特點。 首先，問題在于借景篇的4個段落，每段對應不同的季節。現代學者張家驥先生提出一個觀點：此篇有4個段落，分別對應不同的四時景象[3]：133-134。此處的問題是，四時景象的典型性和可預知性或能強調了熟悉的季節性經驗，而破壞了提神的鮮活經驗(the freshness of experience that refreshes us)。此外，現代學者趙一鶴先生亦指出，事實上，4個段落并不明顯斷開，而由過渡文字相連[9]。例如，對“夏--秋”文章寫道：“苧衣不耐涼新，池荷香綰，梧葉忽驚秋落，蟲草鳴幽。[9]：14”對“秋--冬”，則“但黨籬殘菊晚，應探嶺暖梅先。[9]：15” 這一文本持續地指出四時之變的現象，而并不強調每個季節的獨立完整。其重點存季節流變的經驗，而非固定的季節特色，這正暗示了鮮活之途。同樣，這也與“述行性思考”相協調一致。正如吳光明先生所言：“生命是一種體驗，是通過具體經歷的一種體現。[7]”重點在于經歷的具體時間，而非對時間頻率的抽象感覺。 其次，現在關注此篇4部分中的每一部分，我們可以回到較早的觀察：自我、景致與行動之間的穿梭是一種可辨識的模式，但既非系統亦非機械的重復。突出的是這一穿梭的本質和一種游走思考之間的關系。 此篇之末，文章寫道：“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如遠借，鄰借，俯借，應時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筆先，庶幾描寫之盡哉。[3]：326”這里我們被引入奇徑通達造園之心，通往設計構思的瞬間。這里的難題是：在“此處與現在”和“彼處與當時”之間的漫游與即刻的、內心的創造力有何關聯，這漫游與別處(elsewhere）的關系又是怎樣？ 在此，吳光明先生就中國思維的隱喻性(metaphorical）和歷史性(historical)的論述是很有助益的。他說，“歷史，是我對其他時代的理解。意味著歷史是我在時間中隱喻性的延伸。緣于隱喻是我由‘現在--此處’理解‘彼處一當時’的行動，是我自己。‘當時’可以使未來，亦可為過去。將來，在其與現在隱喻性的聯系中，與現在的歷史關聯，和過去與現在的一樣。過去是歷史的，未來是一種預期中的、以前的歷史(The past is historical; the future is a proleptive prevenient history.)。[8]：19”根據這段引言，我們可以考慮：自我、景致與行動間的穿梭、類比為歷史人物的自我觀念、即刻經驗的自我以及可能的未來經驗的自我之間的穿梭，我們認識到，《園冶》文句所展示的正是隱喻性與歷史性思維。每當我們以熟悉和記憶的名義描繪出一個新的或是可能的景致，似乎即是在回應吳光旺對鮮活的討論：“縱然我們重新為人，我們的心依舊留在舒服的過去：那里什么都是熟悉的，那里甚至不完美的也是我們的家。所以我們喜歡鮮活，不喜歡新穎…．經由‘熟悉’，我們可以打破駭人的‘新穎’而直達‘鮮活’；我們于是在安全的舊(old)中更生，這就是隱喻帶給我們的。所以，隱喻是展示新穎而將其化為鮮活的邏輯。[8]:21” 大體上，《園冶》要求設計師將再解釋(reinterpretation）視作創作過程。它提供的不是借景的方法，而是如何設計一個思考過程的途徑。它提供的不是歷史知識，而是文化的連續性；這暗含了缺失和轉化。充斥于《園冶》借景篇中的典故是文化連續的媒介，而不只是修辭裝飾。通過典故的運用《園冶》具有一種周全的自我指涉（This usage of allusions makes the treatise consistent)這是有關“借”的文本，其文自身向它文借語，是故主題與操作模式并不分離。《園冶_向讀者提出一種默契：讀者也將隱喻性延伸于其他境遇。漢語文本設置了(configures)格言短句、常見或很可能發起了一種一般性的認識：積極從政與消極歸隱的相互滲透。 3 巨匠之聲與漫游之思 眾所周知，《園冶》的作者計成(1582-1642)為他人設計園林[10]，而絕大多數中國園林文獻為園主或訪客所著。出于這個理由，《園冶》被視為傳達設計巨匠的聲音、意圖和內心感受。上文對借景篇的細讀否定了這種認識。如果借景篇有一個暗含主體(implied subject)，一位設計并借景的主角，我們很難斷言他究竟是“設計師”還是“園主/訪客”。文章暗含主體的分裂身份(fractured identity，設計師／園主)意味著文本中沒有最終權威的聲音。然而，在專業性的(professtional)文本中權威的聲音應毫不含糊地出自設計師；在這個意義上，《園冶》不是一個專業性的文本。《園冶》首章中介紹給讀者的“主人”在整個文本中有效地保持著他含糊的身份。我們必須理解行動主體與行動、設計師與設計行動的相互關系[5]。設計師設計，設計亦造就(does)設計師，也就是說，設計師在設計某個具體園林的時候才成為設計師。“成為設計師”與“設計的行動”是同步的過程，而不是先以諸如《園冶》等書建立一種設計能力，從而成就設計師的身份。 現在，我們可能更容易理解為什么《園冶》告訴我們“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借景篇顯示其關乎園林設計創造性時刻的核心。借景是一種游走性思維，此彼遠近、此時彼刻、外景內心由游走性思維貫穿起來，體驗其中而不自知。這不是一種涉及明確概念、邏輯論證、原理運用的思維，而是一種隱喻性的、歷史性的思維，它避開了理論抽象而青睞有具體細節的引經據典。 4 結語 如前文所示，《園冶》借景篇提出園林設計者與訪客的等同性（parity)、詩意的語言與記憶在建構景觀經驗中的角色、“新”之震蕩與不斷更生的“鮮”等。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主題可被視為與當代建筑與景觀設計思想中諸多方面的同源同類(cognate)，所以，《園冶》或能對豐富當代設計文化有所貢獻。 然而，對于跨文化交流而言，將中國園林文獻當作一個簡單而用之不竭的洞見之源是一種誤解。這一中國傳統面臨著危險，而跨文化溝通能提供必要的刺激，以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在分析《園冶》借景篇中強調的游走性思維，當它試圖通過鮮活刷新陳舊與熟悉時，可能從鮮活流于陳腐，從精妙變為平庸。這種思維的萎縮以重復陳詞和列舉事實的面目出現，停留在提供直接資訊的層面上。在20世紀80年代，有關《園冶》的新一波學術寫作出現了。當時有一種傾向，學者專注于討論《園冶》中若干片語和想法的重要性，卻以重復原始的討論框架的方式進行討論①。20年來這種關注內容的傾向，其代價是冷落了對激活內容迂回思維的意識，是故前文所提及的主題與操作模式的一致亦被忽略。在此，兩方傳統的概念資源有特別的針對性，因為它提供了間離漢語述行性思維的語言，讓我們激起新的閱讀，并刷新我們對新的閱讀的敏銳感。 注：本文曾以英文發表于Landscapes of Memory and Experience(ed. Jan Birksted London：Spon Press，2000)。漢語譯文于2008年9月在臺灣《城市與設計》學刊4[20]期發表。 致謝：本文初步想法源自與米歇爾-科南(Michel Conan)和郝大維(David L.Hall的話，以及1998年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園林課程的學生們。我得益于他們的洞見和忠告。本文初稿發表于1998年4月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舉行的藝術史家協會會議上，感謝主持人Jan Birksted的邀請。本文的二稿于1998年6月發表于巴黎文化部Direction de I'Architecture的討論會，感謝法國中國當代建筑觀察站負責人弗朗斯瓦·蘭德組織這次討論，亦感謝她所邀詰的討論人員邱治平、Yolande Escande和Antoine Gournay。 多蒙孫田女士悉心中譯，ABBS建筑論壇多位朋友幫助校對，一并致謝。 譯者感謝張維修先生協助查證吳光明漢語文獻，及臺灣《城市與設計》學刊匿名評審指正。 作者簡介： (澳大利亞)馮仕達：1961年生／男／中國香港人／悉尼大學博士／新南威爾士大學建筑環境學院建筑歷史與理論高級講師 譯者簡介： 孫 田／女／中國美術學院在讀博土研究生。 本來來源：《陳植造園思想研討會暨江蘇省園林規劃設計理論與實踐博士生論壇論文集》
編輯：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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