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舉辦期間，與會學者考察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三星村遺址。記者 趙曉霞攝

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上，獲評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古蜀榮光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見證”項目代表冉宏林（左）在作學術報告。新華社記者李 賀攝

北京科技大學講師連蕙茹關于“水文環境變化與文化響應：從土壤微形態的視野看良渚古城的興衰”的研究樣本取樣點（數字標識處）。受訪者供圖

日前，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舉行。圖為與會學者在會議現場觀看考古文創產品。新華社記者李 賀攝

　　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在上海開幕，主題為“氣候變化考古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與會學者說：“論壇主題十分應景”。

　　考古學的獨特視角

　　人類對古代氣候變化的經驗與當前所面臨的氣候危機是否有可比之處，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考古學的視角提醒我們，了解過去可以為應對現在和未來的氣候變化提供寶貴經驗。自然氣候檔案和考古研究為認識人類如何應對海平面變化、氣溫驟變等各種氣候事件提供了獨特視角。”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執行委員會的這段論述揭示了面對氣候變化這一全人類共同挑戰，考古學視角可以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來自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的環境考古學教授道格拉斯·J·肯內特，以跨學科的方法研究了公元14世紀和15世紀瑪雅潘地區的氣候變化與社會變遷，揭示出干旱如何引發瑪雅潘的內部沖突。這項發現獲評本屆論壇“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之一。可以說，考古學研究展示了人類適應氣候變化的各種可能性。

　　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教授彼得·比爾的研究重點是過去的氣候變化、博物館和考古遺產，他帶來的研究成果是“氣候變化時代考古學的呼聲：對跨學科和國際合作的呼喚”。彼得·比爾的關注點在于如何借助考古學提升公眾有關氣候變化對全球文化遺產構成威脅的認識。“考古學對于人類社會文化體系與氣候環境互動關系的研究，為全球氣候變化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視角，深化了我們對未來可持續發展路徑的理解。”他分享了如何將氣候變化的考古學研究轉化為實際可行的科學行動，從而為相關決策者、機構等提供信息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與會學者認為，當前就氣候變化問題所進行的討論常忽視文化多樣性在適應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人類的生存不僅取決于生物適應，還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文化手段應對環境危機和挑戰。因此，保護和記錄文化多樣性至關重要。

　　歷史的經驗和智慧

　　氣候變化成為當前人類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面對該挑戰，考古學視角能提供哪些歷史經驗？與會學者給出了各自的答案。

　　在論壇上，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余名專家學者通過對氣候變化和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文明興衰與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文化遺產的影響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展示了從歷史中汲取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和智慧。

　　環境變化與早期文明的發展是北京科技大學講師連蕙茹的重點關注方向之一。她關于“水文環境變化與文化響應：從土壤微形態的視野看良渚古城的興衰”的研究采用土壤微形態方法，探討了良渚人如何適應、管理、應對區域水環境以及水文變化與良渚古城建設、發展、廢棄之間的關系。連蕙茹的研究樣本來自良渚古城內鐘家港河道的土壤剖面，揭示了這條城市水道在不同城市發展階段的堆積組成與水流層序，以及其與近岸臺地建造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研究還關注了古城內的居住址，并對城外的一系列遺址點和剖面進行觀察，以深入了解區域范圍內的沉積過程、水文條件演變以及人類活動對地貌的影響。

　　“研究發現，區域性水文環境從潮間帶到低洼濕地的轉變，為良渚古城的建造提供了適宜背景；對水環境變化的文化響應促進和體現了社會復雜化；頻發的極端事件可能削弱了良渚的經濟基礎。可以說，不斷變化的水文環境是影響良渚古城的出現、發展和消亡的重要因素。”連蕙茹說。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王張華也將目光投向重大氣候事件、海平面變化和良渚的興衰。王張華的研究通過對杭州灣沿岸多個新石器遺址地層的多指標研究，發現在良渚文化早期，杭州灣地區頻繁發生極端風暴事件，風暴和干旱導致杭州灣南北兩岸普遍發生鹽水入侵以及水稻減產。良渚人于此時建造大型水利工程，反映了他們對于不穩定的氣候環境的成功應對。良渚文化末期，海平面快速上升，極端天氣事件頻繁發生，良渚古城也遭受鹽水入侵和洪水泛濫。

　　王張華認為，良渚早期和晚期的海平面差異，可能是良渚人適應策略成敗的原因。根據相關研究數據，在當前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良渚末期的海岸帶水澇災害發展過程可以為當前的海岸帶管理提供經驗教訓。

　　氣候變化考古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也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貢開世界遺產遺址的氣候災害風險》《安納托利亞人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庫爾特佩考古學的啟示》……與會學者分享的研究成果也佐證了這一點。

　　來自新西蘭奧塔戈大學的查爾斯·富蘭克林·海厄姆教授關注的是氣候變化與吳哥王朝的興衰。在他看來，吳哥王朝的歷史進程與變幻莫測的季風氣候交織在一起。在600多年間，吳哥文明在氣候穩定時期蓬勃發展。然而，15世紀的吳哥王朝經歷了干旱與極端降雨交織出現的氣候變化，這些變化因素破壞了水利系統，也造成了后續影響。

　　氣變下的遺產保護

　　應對氣候變化下遺產保護面臨的挑戰，已成為一項全球性事務，也是與會專家關注的重要議題。通過對相關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近5年的氣候變化更為顯著，而氣候變化對遺產造成不利影響的報道不時見諸媒體。2019年7月，日本南部九州地區一連數日連降大雨，引發鹿兒島市山林地區大面積山體滑坡，此處的世界文化遺產“寺山炭窯遺址”未能幸免于難；2021年，河南、山西等地強降雨對古遺址、古建筑、歷史城鎮造成破壞。

　　瑞士伯爾尼大學考古科學研究所教授阿爾伯特·哈夫納的研究重點是歐洲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致力于整合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考古遺址的確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威脅。這樣的威脅主要來自長短期兩個方面：一是野火等短期、直接的威脅；二是來自氣候變化的長期危險。“比如，由于氣溫變高，冰川上保存的考古遺址受到了極大威脅。在瑞士，有一處考古遺址，大概有7000年的歷史，但由于天氣的變化，這些被冰川覆蓋了數千年的考古素材消失了。”阿爾伯特·哈夫納舉例說。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實驗室與科技保護研究所所長張治國分享了關于考古遺址應對氣候變化策略的思考。他從考古發掘遺址和城墻類土遺址兩方面，提出了降水等主要氣候變化因素的具體應對策略。“就考古發掘遺址來說，如果是重要考古遺址，可設計并搭建保護棚，保護棚側面架設擋板，同時建設周邊排水設施。如果是一般考古遺址，在風雨來臨前用防水布遮蓋探方壁，及時用水泵抽排水，防止積水長時間浸泡考古遺址。”張治國說。

　　就城墻類土遺址來說，張治國建議，在暴風雨預警來臨之前，建設遺址周邊排水設施，及時用防水布覆蓋遺址，如發生滑坡坍塌，及時歸攏城墻土，以備回夯使用。

　　“總體來說，建議提高對巖土類考古遺址的重視程度；加強遺址地氣候變化趨勢研究與重要考古遺址微環境監測，從定性到定量形成評價體系，明確影響機制；建立脆弱遺址氣候變化風險預警與應對機制，實施氣候變化對遺址保護長遠研究工作等。”張治國說。

　　延伸閱讀

　　世界考古論壇評選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對世界范圍內德高望重、學術成就卓著的考古學家授予終身成就獎。在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上，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獲“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古蜀榮光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見證”等9項獲評重大田野考古發現；“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空間考古研究與環境危機：四十年的探索”等10項獲評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鏈 接

　　“世界考古論壇·上海”每兩年舉辦一次，是國際考古學界的高端學術交流平臺，旨在推進考古研究、傳播考古成果、彰顯歷史文化遺產的現代意義。自2013年創立以來，論壇逐漸發展壯大，已成為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密切聯系的紐帶和推動全球考古學發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