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人們面臨一個高度技術化的文化時代。在技術時代所涌現的新興藝術中，電影藝術可以說是技術對藝術影響最為直接的代表之一。電影藝術的創造過程包括了與技術性能息息相關的許多因素，例如，鏡頭特性、色彩還原、景別、光線、視角、攝像機運動形式等等決定了電影藝術外在形式創新和內在語言結構演進。數字技術介入電影后，那些原本只能通過對現實拍攝或使用高難度特技效果來實現的電影影像，完全可以由數字技術來實現，而數字影像甚至比那些“物質現實的復原”顯得更加真實。在數字技術對電影美學表現力的技術提升中，影像的時空和畫面不再局限于物質現實。觀眾面對的將不是與其現實生活密切關聯的事實的畫面再現，而是對遠離現實的整個宇宙的想象性的全新表現。著名計算機雕塑家伯恩海姆在《智能系統的美學》一文中曾總結道：“計算機最深刻的美學意義在于，它迫使我們懷疑古典的藝術觀和現實觀。計算機通過混淆認識者和認識對象、混淆內與外，否定了這種要求純粹客觀性的幻想。”在數字虛擬技術的影響之下，電影藝術在審美生成、審美內容及審美接受等各方面呈現出嶄新的美學特點。

　　首先，虛擬現實技術不僅可以把現實，而且還可以把非現實對象化、直觀化，從而模糊現實與非現實的區別，打破了兩者之間的嚴格界限，實現了觀影過程中的審美體驗實時性。當人們受到的視聽感覺刺激過于強烈、真實時，人類大腦有可能會因為分不清影像與客觀物體的區別而做出相應反應。這種情況下，看得見的世界不再真實，看不見的世界也不再是夢想。同時，在技術武裝下，電影可以通過直接作用于人體的一系列傳感器對人的各種感官產生全息影響力，更進一步加強了受眾對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審美實時性，從而縮小了藝術與客觀世界的距離，促進了藝術生活化與生活藝術化這一后現代美學追求的實現。

　　其次，傳統電影傳播與接受都是單向度的，比如，情節發展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等都固定不變，欣賞者只能被動接受，而數字技術則可以為欣賞者的審美“能動性”提供技術保證。例如，在北京天文館新館的數字宇宙劇場中，觀眾可以觀看互動電影《神奇的宇宙》。在環形屏幕上，觀眾可以了解宇宙中的各色星辰，包括銀河系、太陽系、人馬星云、黑洞等，通過座椅扶手上的操作鍵，回答銀幕上提出的問題，以及參與投票，選擇旅途的下一個目的地是“木星”還是“火星”。后現代主義藝術在接受美學上的一個特質就是藝術家和受眾共同接受具有交互性主題的意愿，在數字技術介入之后，建立在虛擬現實空間的審美活動契合了 “接受即創造”的美學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未來藝術欣賞方式的發展趨勢。

　　再次，虛擬空間或數碼幻覺可以在審美主體身體上生成伴有意識和意義的特殊審美感受，藝術主觀內容喚起的情感與原始刺激喚起的情感日益顯示出一致性。這些原始刺激不再通過真實手段刺激觀眾的相應感官來完成，而是通過逼真的技術手段，僅僅通過刺激觀眾的視覺、聽覺來達到刺激觀眾其他生理感官的效果，并在這種效果下產生沉浸性審美體驗。在這里，“審美”更多的是指“感受美”。被黑格爾稱為“實踐性感官”的嗅覺、味覺、觸覺及相關設施逐漸成為新的藝術審美元素。如果說，審美距離有助于對藝術作品理解上的升華，從而達到美的境界的話，那么這種虛擬現實的方式使得觀眾更快地進入影像展示的情境之中，并在沉浸性審美體驗中進入“移情”狀態。

　　貝爾納·斯蒂格勒在其著作《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指出，技術以悖論形式存在，“技術既是人類自身的力量也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科學技術與人文的整合已經以空前迫切的姿態被提上人類的議事日程。雖然數字技術使人擺脫了自身有限性，能夠對自己的智力和思維進行模擬，在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轉換中，人們獲得了空前自由。但是，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在這個世界上，技術使人的不自由變得非常合理，技術不可能使人成為自主的，不可能使人決定自己的生活，這個不自由既不表現為不合理的，也不表現為政治的，倒不如說表現為服從技術機制的。在數字化平臺中，人與自然、人與真實的藝術品愈加疏離，而藝術欣賞主體的能動性和對藝術作品最本真的感受力也可能隨之減弱。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曾將在技術理性指導下，由技術決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會中所培養的人稱為“單面人”。當技術成為物質生產普遍形式時,它就制約著整個文化，直接影響社會生活，結果使得理性得到空前張揚，而感性和情感因素則黯然失色，異化主體為它異化了的存在所吞沒。

　　得益于技術的創造力，數字電影不論在影像還是音響方面，都給受眾帶來全新的震撼式感受，這種強大的技術沖擊力容易在電影觀眾和電影創作者中產生一種重技術炫耀、重感官刺激而忽視審美意蘊的傾向。當人們置身于虛擬現實中，一切都是完美的，審美成為不知不覺的、自動的活動。這種自動的審美活動內含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審美的“自動化”可以將理性與感性、藝術與技術、實用與審美統一起來；但同時，審美的“自動化”將傾向于使審美活動在虛擬空間中的展開流于表面，限制了升華的范圍，減弱了升華的需要，淡化了深度的理性滲透，從而使得在審美接受的效果上，若與一些傳統的審美藝術相比，難以達到 “啟悟”“沉醉”以及“詩性的思”的哲學高度。

　　德國技術哲學家F·拉普曾說：“實際上，技術是復雜的現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時又是一種社會文化過程。”任何一種技術其實都包含著人文因素。如何有效地利用技術，使其與人文精神更好地并軌，是我們目前在面對飛速發展的技術進步時的首要問題。海德格爾在《關于技術問題》等著作中認為，天、地、生命、神是一個連續的整體，但是技術打破了這個整體，造成了它們的分離和對立，然而，他也認為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拯救力量，“技術之本質必然于自身蘊含著救度的生長”“我們愈是鄰近于危險，進入救度的道路便愈是開始明亮地閃爍……”海德格爾把對技術的決定性解析與藝術領域的沉思有機結合起來,為人類指出了一條從技術統治到審美解放之路。在技術飛速發展、傳統美學和人文文化正面臨轉型的今天，“數字化生存”已逐漸成為人類一種基本生活方式，并且在將來會成為人類“藝術化生存”方式的重要物質基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思考技術與藝術的融合發展可以為新的文化精神的塑形提供某種有價值的思考和借鑒，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彌合現代科技與傳統人文精神之間的鴻溝做出有意義的嘗試。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新媒體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