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漸至尾聲，“十三五”也即將進入收官之年，今明兩年是研究編制“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的關鍵時期，“十三五”規劃結項和“十四五”規劃的制訂都將加快步伐。

　　從“十三五”中期評估報告來看，整體上“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有少數目標任務進展滯后，尤其在外部環境明顯變化下，想要完成目標任務將面臨六大挑戰，更有4項指標滯后于時序進度，分別為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兩項預期性指標和新增建設用地規模、地表水劣V類水體比例兩項約束性指標。

　　（備注：“十三五”中期評估六大挑戰：1.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問題凸顯，創新驅動發展困難增多；2.打好三大攻堅戰任務艱巨，全面實現目標仍有不少難題；3.經濟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多重困難；4.區域分化出現新情況，城鄉融合發展面臨諸多障礙；5.社會民生短板明顯，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待增強；6.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問題也需密切關注。）

　　各地多數基本達到“時間過半、任務過半”，但一些地方在有些指標完成上存在或大或小的難度，比如重慶就在“長江中下游不得大開發”下面臨經濟目標調整。

　　僅從生態規劃看，6月2日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就指出，“十四五”是新起點，規劃要圍繞“美麗中國”建設，從“做什么”到“怎么做”，突出規劃的連貫性和預見性，科學性和可行性。

　　一些地方五年規劃出現“中期變局”

　　五年規劃作為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形式，很大程度上“指導”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

　　且不說，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就致力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僅從“十一五”開始把“計劃”改為“規劃”就可見，中國是從計劃經濟半道上轉向市場經濟的，并逐步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以便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與之前的五年規劃不同，2001年中國加入WTO，讓“十五計劃”第一次被放置在洶涌的全球化浪潮中，更多偏向于戰略性目標，層次高、跨度大、范圍廣；

　　“十一五規劃”則首次從具體、微觀、指標性的產業發展計劃轉向宏觀的國家空間規劃，意在科學發展觀，成了愿景性目標的典范。
尤其是“十二五”時期恰與后全球金融危機時代相重疊，更多呈現出兼容性、方向性、過渡性特征。

　　形勢開始不斷變化，也給五年規劃帶來新的挑戰。

　　這也助推一些地方雖然為編制五年規劃投入的人力、財力越來越大，但部分規劃的嚴謹性、趨勢性和可操作性卻與目標相偏離，以致有的規劃還沒全面落實，在中期就已不得不變。

　　這或許與外部形勢變化太快、脫離了最初規劃所預料的軌道有關，讓一些地方有時只能通過“三年行動計劃”來適度糾偏和動態調整“五年規劃”，以便更好切合實情，填補前期規劃的各種盲點與誤區。

　　“十四五”規劃面臨復雜形勢

　　從世界格局看，當下正進入百年一遇之大變局。從政府到企業，從社會到個人，無不進入重新洗牌，任何規劃都無法忽視這一大變局。

　　更何況，“十四五”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亦是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不單社會主導矛盾已從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也從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轉向了強起來的偉大復興，足見“十四五”的里程碑意義。

　　最關鍵的是，201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后，“十四五”恰恰是決定中國能否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

　　“十四五”規劃需全方位認清“你我他”

　　“十四五”如此重要，關系全局，自然需要避免出現“中期變局”。

　　畢竟，到了“十四五”，不管是外部面臨中美矛盾沖突考驗，還是內部區域一體化的城市群發展，中國都站在了世界舞臺中央，誰也無法僅考慮自己而不顧全局，外部周邊格局的變化將成“十四五”規劃的一個關鍵變量。

　　未來“十四五”規劃還需看清以下四大要點才能避免出現“中期變局”：

　　一是以未來引領今天，確保規劃的前瞻性和預見性。

　　在拐點時代，世界早已呈現跳躍性、顛覆性、革命性的發展態勢，其發展邏輯已由自我遞延為主變成外部變量為主，未來引領權重日益加大。

　　不止于中美關系的拐點、從行業洗牌到區域一體化等這些時代性變量將占據主導，也只有看清形勢、預見未來才能讓規劃順勢而為、事半功倍。

　　二是敬畏不確定性，以彈性適度規劃應對系統性震蕩。

　　因為未來最大的確定就是變化，不確定性將無處不在，這不是說就不可預測，關鍵在用第一性原理穿透復雜混沌的表象，直指問題本質，并尋找現象之間的聯系與“未來大風”起于的“青萍之末”，來考量“十四五”規劃。

　　畢竟，規劃并非什么都自己來，而需敬畏不確定性，讓市場自己有隨機游走的空間，才能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與其規劃太滿束手束腳，還不如以簡單（本質）應對復雜（表象），以彈性緩解剛性，用時間換取空間了。

　　三是尋找均衡點，在模糊與精準間處理好各種界面。

　　在福卡智庫看來，“十四五”將處于百年一遇之大變局的初級階段，即“破碎”后的“勾兌”階段。

　　這將要求規劃既要有基本方向，又要有多種路徑，還要善于拐彎，更要創新方式，才能在外部考驗強壓下促進內部改革開放，進而在妥善處理內外關系、利益分歧中求同存異，保持界面友好。

　　四是以大戰略導向，激發創新驅動轉型。

　　十九大報告提到國家要實踐的“戰略”共42處，可見戰略空前被凸顯，也宣示著中國發展的全面轉型。

　　未來從部委、地方到各行各業，都需要遵循大戰略思維，從世界全局、國家大局出發，在“十四五”兌現中國創新轉型的新篇章。

　　由此，相較于之五年規劃喊口號、找目標、搭框架，偏向短期利益和結果導向，未來“十四五”規劃需在全方位認知“你我他”的基礎上，直面百年一遇之大變局，更注重長遠利益，為真正解決實際問題，拿出有效的戰略和可操作的做法，并以戰略性安排將問題逐步解決在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