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

　　北京中軸線是世界城市史上極為罕見的一條建筑藝術軸線。然而，經科學家測量發現，這條線并非正南正北，而是與子午線有所偏離。倘若當真如此，元明清三朝皇帝的寶座豈不都是歪的？這座體現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最高成就的都城，為何會出現中軸線偏離的設計，究竟是有意為之還是另有其因？

　　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最近正在研究的課題。

　　從三國兩晉的建筑面貌復原到明清建筑的深層剖析，多年的求索和努力，讓傅熹年贏得了很多贊譽：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建筑歷史學家、文物鑒定專家……

　　“我這一輩子只干一件事，就是鉆研中國古代建筑。”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這位耄耋老人的眼中閃爍出奕奕光芒。平淡細碎的閑聊，拉扯出中國建筑史的千頭萬緒；坦誠且純粹的話語，記錄著一位建筑學者的匠心匠行。

　　記載古代建筑變遷

　　回首傅熹年職業生涯的起點，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

　　一次偶然的機遇，正值高三的傅熹年在《新觀察》和《文物參考資料》上讀到梁思成介紹中國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兩篇文章，受益匪淺，萌生了從事建筑研究的想法。

　　懷揣一腔熱血，傅熹年報考了清華大學建筑系。在讀期間，他對梁思成的鉛筆單線速寫尤為欽佩并反復臨摹。畢業后，他先后成為梁思成和劉敦楨兩位教授的助手，協助他們進行中國近代和古代建筑史研究。

　　令傅熹年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和梁思成合作研究1840年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北京建筑。

　　“我的主要任務是對梁先生指定的北京近代建筑實物進行實測、繪圖、拍照，并收集文獻資料，撰寫分項調查報告，為梁先生的研究專題收集和積累素材。”傅熹年回憶說，在一次參觀東交民巷圣米歇爾教堂時，自己為梁思成拍攝了一張照片，還受到他指責，說不許再使用公家膠卷拍攝私人照片。

　　“不過這也是梁先生主持此項工作期間留給世人的唯一照片，彌足珍貴。”傅熹年補充道。

　　1963年起，傅熹年又作為助手參與劉敦楨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筑史》工作，負責制圖、核查資料和編寫注釋。其中，傅熹年先后將西安唐大明宮的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門等重要遺址繪成復原圖，并將一些能反映古代大建筑群布局特色的古碑、古圖，如宋刻汾陰后土廟圖碑、明繪太原崇善寺圖等，按照現代畫法轉繪成鳥瞰透視圖，為建筑史增添了形象資料。

　　隨后，他又參與麥積山石窟的調查與繪圖工作，積累了大量北朝建筑史料，并撰成論文。

　　從業數十載，數萬張建筑手稿、上百萬字的學術論著，傅熹年從未停下腳步，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類型的建筑研究項目中，用畫筆和文字記載著中國古代建筑的歷史變遷。

　　剖析古代建筑智慧

　　鑒于中國古代建筑史方面出色的研究工作，1994年傅熹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院士頭銜只是一個稱號而已，我還是繼續純粹地埋頭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傅熹年說。

　　經過多年積累，他將目光轉向了形成中國古代建筑突出特點的單體建筑設計、群組布局和城市規劃等問題。

　　其中，傅熹年重點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劃、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計規律，揭示出中國古代城市以宮城、里坊為模數，大建筑群以主院落為模數，單體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為模數等一系列運用模數控制規劃和建筑設計的方法。

　　“北京城的東西寬為紫禁城寬的9倍，南北深為其5.5倍。以紫禁城面積為標準在北京城圖上畫網格，你會發現與較多南北向干道重合或極其接近，這表明宮殿與都城間有模數關系。”傅熹年介紹，紫禁城內各主要宮殿以內廷主建筑群“后兩宮”的面積為模數，明初天壇以大祀殿下土臺面積為模數，社稷壇以拜殿、祭殿面積之和為模數。

　　研究中，傅熹年發現，在建筑群組內的建筑布置中，大多把主建筑置于宮院地盤的幾何中心，以突出主體，紫禁城中主要宮院和太廟、社稷壇等都是這樣。

　　而在日本飛鳥、奈良時期的建筑中，人們也能尋覓到中國古建筑的設計理念。

　　傅熹年介紹，日本飛鳥、奈良時期（約中國隋唐時期）建筑法隆寺金堂、五重塔的構架設計都以材高（泥道栱高）和一層柱高為模數，而這些理念多源于中國，可間接推知早在中國南北朝末期，中國木構建筑運用模數設計已達到這一水平，足以彰顯中國古代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方法上的先進性。

　　“通過這些工作，我逐步看到這些特點和規律的形成與古代哲學思想、倫理觀念、禮法制度、文化傳統、藝術風尚、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建筑等級制度等社會和人文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傅熹年說，這也是沿襲了梁思成“建筑源于環境思想之趨向者”的思想。

　　為此，他申報了《社會人文因素對中國古代建筑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專題研究項目，探討中國古代建筑持續發展、長期延續、形成獨立建筑體系的原因，并出版了近20萬字的圖書。

　　傳承古代建筑匠心

　　建筑史是一門廣博高深的學科，往往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有所成。在傅熹年看來，除個人勤奮外，重要的是在通觀全局的基礎上選準關鍵問題進行突破，而這離不開學術自由的“土壤”。

　　“非常幸運，成為院士后可以繼續專心研究建筑史。”傅熹年說，中國工程院給了自己很大的自由空間，讓他可以充分鉆研熱愛的事業，于他而言這已足夠。

　　不過，傅熹年對現代建筑并無太多關注。當記者問起對現代建筑設計的看法時，這位老人表示：“我只專心鉆研古代建筑。”

　　但他指出，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一座建筑的優劣不僅體現在目光觸及之處，建筑中看不見的細節更展現了建筑師對匠心精神的終極追求。無論是尺寸比例還是空間構建，都是一門嚴謹的藝術。

　　“研究古建筑是一個艱苦且漫長的工作，但我還會長期堅持研究下去。”如今的傅熹年依舊天天來到中國建筑技術研究院，一刻也未曾歇息。和所有同事一樣，朝九晚五地查閱資料、撰寫書稿，已然成為這位耄耋老人的日常。

　　在傅熹年的案頭，醒目地放著一本《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建筑群組布局、單體建筑設計手法和構圖規律研究》，這部記載并傳承中國古代建筑發展歷程的著作，凝結了他的諸多心血。當記者問是什么支撐他奮戰至今，老人坦率地回答：“沒有原因，僅僅出于對古建筑最極致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