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空間相關的“大城市流行病”

　　在效率優先的城市發展進程中，城市人口普遍面臨著亞健康問題，“大城市流行病”頻發。城市公共空間與人體健康以及疾病之間的關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城市易致病空間理論”提出了“空間相關疾病（Space-Related Diseases）”的概念，用以描述與城市規劃設計、建筑設計和園林設計等建筑學研究領域相關的疾病。“慢性病”即是城市空間通過影響人群行為、生活方式、城市環境和社會交往等途徑間接導致的疾病。

　　在我國長期以來，對街道的關注一直集中于城市規劃和交通領域，甚至被認為是附屬于機動交通系統的次要部分。街道不僅僅是單純的交通通道，街道的品質決定了空間功能，導致了使用者在日常體力運動包括出行與鍛煉情況、飲食的選擇、社會生活中的心理感受上的差異，這些行為因素進一步對人們的健康水平產生影響。將公共健康納入為街道設計的考量因素，成為城市設計的新要求。

　　城市街道空間對慢性病患病的影響機制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向：“改變日常生活習慣”；“影響出行交通方式”和“塑造心理感知體驗”。

　　社區空間如何改變生活習慣

　　1）運動鍛煉習慣

　　引發慢性疾病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日常鍛煉缺乏”和“膳食習慣不良”。而城市街道空間的一些布局因素，改變了當代人的日常生活習慣。

　　運動可分為消遣型鍛煉活動（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和功利型體力活動（Utilitarian physical activity）兩種。“功利型體力活動”指為了特定的目的而被動從事的體育鍛煉，如出行需求或體力勞動；“消遣型鍛煉活動”則指為了鍛煉本身而主動進行的體育鍛煉，如打球或散步等。其中，人們對于消遣型鍛煉活動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場地的可達程度和設施品質的影響。

　　研究發現，居住社區中，擁有專屬人行道街區的居民會更多地進行娛樂性步行和騎行活動；學校操場的可達性對孩子和青少年的運動活躍度的影響尤其顯著。 激勵居民的體力活動與運動有賴于在街區中布置充足的健康活動場所。在社區中設置大型集中的開放空間、可穿行的公園等活動場地，在學校中設計操場、運動場并適當的將場地開放給社區使用。活動場地應當做到身體上的可達和知覺上的可達，保證其共享性，避免淪為曖昧不明的公共空間。

　　英國倫敦市的海德公園，在改造中以三十多處便捷的入口取代了過去紀念性的入口，實現公園的平民化。公園內部的小徑系統和公園外部的城市道路連接在一起，為市民在公園內以及公園周邊的活動提供了支持。市民在其中游湖、散步、輪滑，還有大量人群選擇步行或騎車穿越公園。再如位于曼哈頓島的中央公園，共40多處位置與周邊城市道路銜接，步行者、自行車的加入大大增強了中央公園的便捷性。

　　反之，中國的城市公園往往因為強調大門的重要性而大大降低了公園的可達性和社區服務價值。如日壇公園，其入口仍然停留在打造紀念性和標志性階段。公園與周邊城市功能相對割裂，處于半封閉狀態，僅僅是獨立于城市肌理之外的一大片綠地。

英國海德公園入口（左圖），北京日壇公園入口（右圖）

　　2）飲食習慣

　　大城市的空間發展在飛速的蔓生過程中形成了不合理的功能分區，在用地功能混合度低下的情況下形成“辦公居住分離”的局面。大城市的通勤時間極長，上班族沒有回家烹制午餐的條件，而在可達較高的便利店或餐館中，往往充斥著不健康的飲食選項：提供速食的餐館占大多數，便利店內食品往往高油脂高卡路，而水果、蔬菜、纖維的含量更少。

　　社區是提供食物來源的宏觀環境，“消費者飲食環境”指人們日常可以獲取的食品環境。學者們據此提出了“食品荒漠”的概念，用以描述食品選擇匱乏的地區；而不益健康的社區往往都配有大量的高熱低質的速食供應。“新鮮食品可達性”成為衡量飲食環境對健康影響的更準確因素。超重、高血壓、糖尿病在僅有小型便利店的地區更加高發，而這正是由于這些地區所能提供的新鮮食物極為有限。

　　削弱快餐與速食在城市食景中的主導地位，增加新鮮食品的獲得渠道，是在張貼“減鹽控油”的標語之外，推進居民健康飲食的更有效舉措。2010年，美國聯邦健康食品融資倡議（HFFI）融資4千萬美元，在食品荒漠地區推行“農貿市場推進計劃”，以擴大營養食品的供應。

　　在城市街區的開發上，應當積極鼓勵設置售賣新鮮農副產品的雜貨市場。在居民步行范圍內和辦公集中的工作區周邊，設置提供豐富種類農副產品的市場，并且為之配備暢通的新鮮農產品物流貨運通道，提高新鮮健康的飲食產品的可達性。

　　慢行環境如何影響出行方式

　　相比于私家車，步行及自行車等慢行出行方式，不僅是一種活躍的交通出行選擇，還是最為便捷的日常鍛煉途徑，屬于功利型體育鍛煉（UPA）的重要部分。如今機動車主導的道路建設模式，使得城市中安全、連續的慢行路徑極度缺乏，早期發源于中國城市的非機動車專用道，如今也被汽車所侵蝕，演變為機動車的路邊停車道。如果能對街道上交通空間的配額進行反轉，將機動車交通置于從屬地位，建設非機動交通主導的街道，那么出行環境將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

　　1）慢行道的絕對專用設計

　　為自行車和行人爭取專用的城市出行空間，劃出絕對專用的自行車道，會營造出十分友好、宜人的慢行環境。高質量的自行車專用道通過綠化隔離帶形成林下空間、雙向騎行的車道劃分以及符合騎行者偏好的路面鋪裝材質，創造令人愉悅的騎行空間。街道甚至得以超越簡單的通過性空間的角色，吸引人們在此進行慢跑、騎車健身等休閑活動。

美國紐約市（左圖）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市（右圖）的自行車道設計（資料來源：韓西麗，彼得·斯約斯特洛姆. 城市感知：城市場所中隱藏的維度）

清華大學校園內的自行車道設計。圖片來自作者

　　以美國的“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Brooklyn-Queens Greenway）”為例，綠色大道是一條長達40英里的自行車健身專用步道，將13座公園，4片湖泊，2個植物園和多個博物館串連起來，提供了良好的自行車出行環境。沿線路還設置了公共交通換乘、自行車維修及停放處、衛生間、洗手處等配套設施。紐約市政府還向市民發放了“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的介紹和使用手冊，對步道、節點、經典地標以及每段步道的自行車鍛煉卡路里數進行講解說明。

“布魯克林-皇后區綠色大道”使用手冊封面（資料來源：https://www.nycgovparks.org/）

　　一些城市采取了更加彈性和簡便的措施實現此目標——在時間安排上對不同通行者進行管理。如在特定時間設置機動車禁行區，如紐約市交通部自2010年開始進行的“夏日大道”（Summer streets）計劃：在特定的周末，公園大道上長達7英里的主干道會對機動車進行臨時封鎖，成為慢行線路，鼓勵市民進行步行、慢跑、騎行或其他鍛煉活動。2016年，約30萬市民參與到這一活動中。

夏日大道2010年（左圖）及2016年（右圖）活動盛況

　　2）共享街道

　　此外，“共享街道”的理念也愈發流行：不同于進行人車完全分離，它尋求人車在同一層面的和諧共存，并強調行人的需求優先。共享街道不鼓勵交通的暢通無阻，而會通過設置自然的屏障、街道偏離、彎曲和波浪形約束等對機動車的交通量和車速進行限制。壓縮駕車者的通行空間，將其余車道全部按步行區域鋪裝，為行人提供一個適合休閑、交往、娛樂的街道空間，重新分配道路的社會支配權。如英國巴斯市的老城區在步行友好的城市更新設計中，將機動車道和人行道置于統一高度，步行者可以自由穿梭于街道的任何位置，自行車可以安全地通行，而機動車的行駛空間被壓縮，必須在嚴格的速度限制下小心通過。在這樣的街道空間上，慢行活動大大增加，街道氛圍友好安靜，公共生活也得以復興。

　　3）步行適宜性的定量評估

　　在對街區影響出行方式的理論研究上，已經產生了一些評估機制。

　　2009年，美國學者里德·尤因（Reid Ewing）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間對于居民生理和心理的影響機制，以及這些城市空間的質量如何促進或抑制了居民的步行行為。該研究根據城市設計領域的專家對全美四十八個街區錄像的審核和評測，選出了5個對步行指數影響最大的空間要素：“意向性（Imageability）” 、“邊界(Enclosure)”、“人性化尺度(Human Scale)”、“透明度（Transparency）”和“復雜度(Complexity)”五項對良好的步行環境至關重要的設計特質，并指出了與其相聯系的街道環境的具體物理特征。

表：城市設計質量五大空間要素的定義及物理特征

　　“步行指數”（Walkability Index, 以下簡稱WI）的概念被提出，用于衡量某一街道或社區是否適宜市民步行出行。2009年，勞倫斯提出了影響WI的四個主要空間因素：“交叉口密度”（Intersection Density, 簡稱ID）“居住凈密度（Net Residential Density, 簡稱NRD）”、“零售層面積比例（Retail Floor Area Ratio, 簡稱RFAR）”和“用地功能混合度（Land Use Mix, 簡稱LUM）”。

　　其中交叉口密度指某一片區交叉路口個數與該片區占地面積的比值，能夠反映路網的可達性；居住凈密度指居住單元個數與該片區居住用地面積的比值；零售層面積比例指零售商業的樓地面面積除以零售業用地面積，RFAR較低說明建筑退線較多或地面設有停車場；用地功能混合度則指片區中“居住”、“辦公”、“商業”和“綠地”等不同城市用地功能的混合程度，直接影響了市民的生活軌跡。

　　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一款網絡平臺上的步行分數（Walk Score）的評分工具已經得到廣泛應用，可利用地理信息數據給出任意一地址的步行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