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為什么要關心這世界上千千萬萬種動物？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資金來保護它們？

　　這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最終極也是最原初的問題。

　　過去，生態學家也許會這樣回答你：一個生態系統中存在的物種數量愈多，該生態系統愈穩定，生產量也愈豐富。但現在，他們會用經濟學家的視角告訴你，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是非常值錢的，反之人類的損失會非常慘重！

　　這個暑假，導演陸川聯合迪士尼紀錄片團隊把雪豹、川金絲猴、大熊貓這些“誕生在中國”的珍貴物種的故事搬上了大銀幕，口碑爆棚。

　　也許有一天，當它們面臨生存危機時，我們多少會在意，因為至少，我們對它們有所了解了。然而，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而言，知之不詳顯然是不行的。

　　這已經不是單純依靠對物種保護、棲息地保護就能有效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年代了，而是要從根本上讓那些從事生產的、發展的、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政府、企業和個人實實在在參與到自然保護中。這幾乎是人類與自然可能贏得未來的唯一的辦法。

　　沒有監測就沒有保護

　　8月15日，中科院院屬17個研究所的45位科學家齊聚在中科院植物所，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正式啟動運行。只是，這個已經籌備了6年的重要項目并沒有引起太多輿論的關注。

　　之所以說這個項目很重要，是因為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按照公約第7條規定，履行編目和監測需要保護的重要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是一項明確的義務。

　　中科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副主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馬克平一直致力于國內生物多樣性科學的發展。他說，只有做好了生物多樣性的監測和評估，才有可能準確地了解野生動植物資源的空間分布、重要物種種群的動態變化等。在此基礎上，才能判斷哪些需要采取緊急保護措施，哪些具有最大持續利用潛力，哪些人類活動可能對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簡言之，生物多樣性監測是制定和實施針對性保護策略的一個基本前提。

　　從20世紀末開始，生物多樣性信息學的建立就已經成為國際上生物多樣性科學的重要研究方向，編目和監測是發展的基礎。但是，直到2009年，中國環保部在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中還明確指出：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工作明顯滯后于保護需要。

　　今年7月，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青海省林業廳聯合舉辦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保護研討會上，中科院院士陳宜瑜等專家坦言，相關研究缺乏長期數據的支撐是目前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

　　馬克平認為，這也是中國自然保護區管理水平比較低的一個重要根源。“監測體系的缺乏，直接導致我們對保護對象的現狀和變化趨勢掌握不清。”

　　而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的目標，正是通過多種方法從整體上對生物多樣性變化開展長期的監測與研究。

　　整套系統將包括10個專項網和1個綜合監測管理中心。前者包括了獸類、鳥類、兩棲爬行類、魚類、昆蟲、土壤動物、森林植物、草原荒漠、林冠以及土壤微生物；而后者主要負責組織制訂和監督施行監測規劃、標準規范和管理制度等，信息管理平臺建設，生態系統或生境的遙感監測，特別是通過激光雷達和高光譜技術等開展樣區的近地面遙感監測，為各個監測專項網提供生境和生態系統可視化信息。

　　據馬克平介紹，目前，監測網絡已經在試點區域連續采集數據，并顯現出作用。

　　從2014年5月開始，浙江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就與中科院植物所合作，建成自然保護區全境網格化監測示范基地。科學家把整個保護區劃分為93個1千米×1千米的調查方格，每個方格內放置1臺紅外相機。每四個月將這些紅外相機換至同一方格內的新位點，一年調查時間內單個方格調查3個位點，所有位點間距大于300米，以此準確記錄在不同季節、坡度、植被情況下，獸類的活動情況和種群變化。

　　兩年多的數據積累，科學家發現，中國Ⅰ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黑麂主要分布在保護區的南部，這意味著保護工作的重心應該放在南部。再比如，同樣是中國Ⅰ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白頸長尾雉，在核心區、緩沖區、實驗區都有很多個體分布，這就需要保護區在保護這一物種時盡可能擴大范圍。這就是監測為空間管理提供重要參考的例子。

　　在西雙版納，森林林冠生物多樣性的調查與監測也很有代表性。它以森林塔吊為主要平臺，塔吊工作高度可達80米，工作臂長60米。塔吊下對應著1公頃圓形輔助樣地，科學家只要登上可升降的吊籃，就能對該區域內所有林冠生物進行監測和研究。

　　除此之外，通過衛星追蹤技術監測大型鳥類遷徙，對其遷徙路線，停歇和繁殖地點的清晰掌握，非常有利于鳥類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布局調整和完善。

　　在采訪過程中，馬克平也希望，作為一個院屬項目，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能爭取融入到國家平臺和基地的策劃中去，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將保護區轉變成經濟上的資產

　　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理念從一開始是以物種為中心的，于是過去常常可以看到呂植與大熊貓、解焱與東北虎、張立與亞洲象這些故事，他們像戰士一樣，去研究和守護這些物種免遭滅絕。

　　后來，他們發現，單純保護物種無濟于事，保護這些物種的棲息地才是最重要的。事實上，隨著全球保護地體系的建設和發展，這種保護策略確實也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可是，更多的保護行動結果是，直至2010年，全球范圍內明顯遏制生物多樣性銳減的態勢目標沒能實現。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態保護與當地社區生計發展之間的矛盾。單純的環保措施無法滿足當地百姓的需要，也就不可能形成可持續的機制。

　　所以，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以及其他組織率先提出了一種新的目標和策略，那就是保護和發展雙管齊下，要將保護區轉變成經濟上的資產。

　　這樣一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就不再僅僅是與自然科學相關，資源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理論生態學等眾多交叉學科都應該為它提供支持。

　　在中科院動物所副研究員、保護地友好體系發起人解焱看來，要實現這一目標，重要的是要找到未來環境保護的合作者，他們是從事經濟發展的政府部門、企業單位、社會精英等等，總之，保護工作將不再可能是單純的科研人員所能承擔的。

　　具體模式，就是推動在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濕地公園、水源保護區、社區保護地等各種得到保護和管理的自然地理區域內生產生活的百姓，改變傳統的、粗放的經濟生產方式，按照環境友好的標準進行產品生產，一方面保護野生動物植物生存環境，一方面通過較高的附加值，將產品銷售給城市百姓，獲得比過去更高的收益。比如近年來出現的熊貓蜂蜜、金絲猴核桃、大雁米、龍溪虹口石巖菜等等。而消費者在購買這些優質的產品時，實際上也是對保護區居民為自然保護作出貢獻的一種反哺。

　　不過，在這些產品轉化過程中，解焱感受到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讓更廣大的消費者了解、認可它們，并通過合適的渠道能夠方便地購買到產品。

　　這就涉及到如何找到一種成功的商業模式來推動環境友好型產品轉化。北師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阿拉善SEE基金會秘書長張立認為，重要的是要為產品建立誠信體系，以獲得消費者的認可。而具體的商業模式，在不同的保護地、針對不同的產品，無法一概而論。

　　2010年，萬豪國際集團在保護國際基金會的協助下，在四川建立了一個縣級生態補償示范項目“平武水資源保護基金”。平武關壩村與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王朗自然保護區”毗鄰，但是發展傳統養殖業極易造成對周邊水源的污染。他們幫助村民改良技術，成立蜜蜂養殖專業合作社，用可持續的方式獲取優質的蜂蜜。然后經由萬豪集團采購，加工工廠負責對原料進行加工，以保證出廠產品的質量和安全達到相關標準，最終全部通過集團酒店進行銷售。

　　再比如，為了緩解阿拉善沙漠地區綠洲地下水緊缺、沙漠化日趨嚴重的問題，從2009年開始，當地農科院與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合作，支持當地農戶種植耗水量低的張雜谷“沙漠小米”。然后，由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成立社會企業，社會企業負責指導農業生產、收購產品，并建立可追溯監管體系，食品企業負責加工開發，企業界大佬進行代言，中糧我買網、天貓等商務平臺提供銷售平臺。這款“沙漠小米”創造了一種商業化社會公益模式。

　　“對普通人而言，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容易被看到，而通過環境友好型產品，將保護與消費選擇聯系起來，也就拉近了跟普通人的關系。”張立說，未來我們所期待的市場化的保護策略，必定是需要保護機構、企業、消費者共同參與打造的。

　　為環境定價為價值付費

　　近日，《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北師大生物多樣性研究團隊副教授馮利平協助建立中國國家公園，保護東北虎的報道。這個國家公園面積比美國黃石公園還要大60%，它當然備受關注。

　　可是有多少人心存疑問，這個至今還沒有正面遭遇過野生東北虎的年輕人為什么執著于此。我們究竟為什么要關心這世界上千千萬萬種動物之一，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資金，然后眼看著這些錢“不知去向”。事實上，這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最終極也是最原初的問題。

　　過去，生態學家也許會這樣回答你：一個生態系統中存在的物種數量愈多，該生態系統愈穩定，生產量也愈豐富。但現在，他們會用經濟學家的視角告訴你，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是非常值錢的，反之人類的損失會非常慘重！

　　這些價值來源于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具體指的是來自生物圈供養人類生存的物質、能源和信息。比如大氣和氣候的調節，淡水的凈化和保持，土壤的形成和肥沃化，作物的授粉，木材、糧草和燃料的生產，森林碳匯等等。

　　早在1997年，由各國經濟學家和環境科學家組成國際研究小組，嘗試將自然環境免費提供給人類的每一個生態系統服務以美元來計價，結果這個數值是當年全球所有國家國民生產總值18萬億美元的2倍。解焱曾經計算過國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創造的價值，一般是一個地區GDP的1.6~1.7倍。可是，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為自然帶給人類的好處賦予過價值，也沒有習慣為其支付我們應該承擔的費用。

　　舉例來說，森林覆蓋的江河流域能夠截流冰凈化雨水，然后送入湖泊、大海，目前這種服務是完全免費的。可是，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意味著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水質自然也不會再像過去優質。這時，如果興建、維護一座凈水廠，所需的費用是設法保護和重建森林的數倍。事實上，重建森林還能獲得景觀植物種植買賣的收益、森林碳匯收益等等。因此，無論是政府、企業甚至普通消費者為此支付保護水源地費用都是絕對值得的。

　　據張立介紹，四川省平武縣的野生大熊貓數量較多，支撐大熊貓生存的良好生態系統也提供了優質的水源。因此，當地政府就和環保組織、企業一起開展了流域生態有償服務的試點項目。從水費中轉移支付一部分資金，建立“水基金”，從而用于上游水源地的保護。

　　“如今，我們應該開始在全球創立一種新的價值觀：環境的好壞與價值是密切相關的，而價值的高低與人類生存是密切相關的。”解焱說，如果讓這種價值真正進入商業市場，讓它們發揮效益，而參與轉化這種價值的企業單位、個人能夠獲得相應的收益，那也意味著會有更多企業、機構愿意追求更高的生態服務價值，而不是破壞性的降低生態服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