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互聯網金融現在很熱，未來PPP模式和金融債券化，把PPP項目變成金融產品，實現金融債券化的操作，這個新金融體系的“互聯網金融”會不會在實操上產生一些有益的影響？

　　李鐵：問題不在于金融，金融只是一個手段。金融的本質是哪里能看到最大的機會，哪里就可以進入。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就是說政府做什么，市場做什么？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可以交給市場？交給市場的主要是兩類：一是市場管理，二是市場需求。有一部分公共服務是可以交給市場管理的，市場化管理可以提高效率，這個過程中需要付費，進而就可能會建立預期的金融關系。政府每年付多少錢，投資要考慮未來的收益回報。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還是實體金融都會面臨這些事情。雖然互聯網金融降低了很多流通成本，但仍要解決提供金融支持后產生的未來預期收益，而未來收益就取決于政府花多少錢，市場花多少錢，利用效率有多高，投入多大，產出多少。這是一個基本的規律。

　　主持人：市場化運作方面，在國內一些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有一些項目采取一種模式，即當地政府聯合一家國企，成立一家三產公司進行運作，比如云計算的建設，還有上海、廣州等城市也都存在類似的現象。政府主導的三產公司雖然和您說的韓國、德的模式有一點區別，但是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在購買服務方面，是不是也算一個有益的探索？

　　李鐵：云計算、大數據對政府意味著什么？當時也提出過較好的解決方案，希望能解決問題的效果更好，問題解決的概率更高。可是，有多少政府管理服務事項是通過大數據來處理的？政府的需求有多強？這是一個未知的問題。并不是政府擁有了大數據就能解決問題，而是“大數據”和“云計算”能提供多少政府可以運用的資源。政府是不是每天都需要對大數據進行反復的統計和計算？不是，政府沒有這個需求。它的需求是解決瞬間的、局部的、突發的問題，如果政府已經投入了大數據系統，但是只需要解決瞬間的、局部的、突發的事情，那么利用率很低。當前，很多政府希望自己擁有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數據系統，但是利用效率很低，基本被閑置，導致大量公共資源的浪費。我特別反對這種方式，也特別反對把“大數據”和“云計算”的作用提得過高。

　　實際上，需求最大的是企業。如果一個企業擁有所有權，由企業建立大數據系統，那么企業會自動尋找盡可能多的利用方式。政府沒有收益，也就沒有壓力，投入后可以閑置不管，剩下就是運營費用了，但是企業必須實現利潤最大化。如果有一個海量的數據系統，并且可以通過云計算方式來解決不同類型企業的需求問題，那么，試問由誰來做這件事情更好呢？當然還是企業。它和韓國智能交通的案例是一個道理，建立一個大數據系統，其所有權歸企業，由企業來管理，而企業會根據不同的需求實時調動信息資源。政府要用這些數據，可以進行購買，甚至可以通過強制措施，要求企業必須提供，這也是能做到的。我們現在還沒有把這個事情想清楚，不僅中央政府沒有想清楚，而且地方政府也沒有想清楚。畢竟我們的政府資源太多，大家習慣于浪費資源，習慣于把一個新鮮的名詞當作政績工程，以說明它的重要性或為了表現響應領導的號召。不見得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互聯網+”，多數人只是不計后果地、盲目地響應領導講話，既然領導提出了這個名詞，就一定要建設出來給領導看，但是后續是否浪費資源、是否被充分利用、是否產生積極效果等事情就不管了。然而，一旦政府官員調離，那么，這些資源必然就閑置了。

　　主持人：我看到一些小城市，配套制訂了地方版的“互聯網+”行動計劃，基本上是按國家行政計劃的11個方面來設計的，面面俱到，但很多內容都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李鐵：我們看了很多政府展示給我們的信息管理系統等，但是利用效率其實并不高，基本上是領導來了，帶著參觀一下，但人一走，就又被閑置了。這里需要解決幾個問題：首先，所謂的社區網格化管理系統、大數據管理系統，如果給領導看完后就被閑置了，那投入的資金就永遠被沉淀了。第二，作為一名政府人員，很難考慮到更多的市場需求。這里更多是市場關系，而沒有利益。比如，醫療未來是市場化的，養老也是要運用市場資源來提供服務。政府人員怎么能把自己的身份和目標轉化為市場身份？政府和市場相互是不能替代的，具有不同的功能。那么，是政府掌握資源好，還是交給市場來掌握資源更好？政府是根據自己的需求來購買部分服務好，還是自己擁有全部資源更好？這個成本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也非常清楚。

　　主持人：這也涉及到政府決策職能的轉變。此外，我們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看到了一些硬件基礎設施大量密集，最后造成一種資源的浪費。還有一點，大量基礎設施建起來后，數據卻是被隔離的，有很多孤島，是不通的，這里就有您剛才說的部門行政壁壘的問題。現在，要求數據逐漸開放，要求“橫向的打通”、“縱向的到底”，將數據拿出來向社會化開放。您認為目前在政府數據開放方面存在哪些問題？

　　李鐵：存在的問題就更大了。首先，我們知道數據信息系統大多存在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國有企業。每個銀行有自己的數據管理系統，每個部門都有自己部門的數據管理系統。而這些數據管理系統的成果是部門政績的體現，誰掌握了數據，誰在領導那里談判的話語權就會更強。如果數據開放，就意味著這種競爭就沒有了。

　　第二，過去數據管理系統的建設是本部門或本單位投入的，如果與其他部門、其他人共享數據，那么在管理上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在自己投入的情況下，數據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如果數據由其他部門掌握，那么需要數據的時候，又不能購買，只能找掌握數據的部門索要，要不到的情況下，還要再向更高層級的部門索取，也會面臨很大的困難。但是很多政府信息的需求是有時間要求的，如果不能在規定時間內拿到數據，就會耽誤工作。因此，各部門就寧可自己建立一套自己可以隨意使用的系統。這就造成我國數據的部門分割。再進一步，地方瞞報數據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如增長指標等各種數據的瞞報，都和自身利益結合在一起。如果完全把數據庫開放，那么會有很大的黑洞暴露在公眾面前。因此這個數據開放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和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有密切的關系，不是想打破數據部門壟斷，就可以輕松打破的。

　　不僅要解決數據的問題，同時還要解決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分割的問題，和我們當前改革面臨的所有難題是一樣的。既然如此，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種封閉的、分割的、不真實數據或為了政治效果而形成的數據傳遞系統？如果依賴這種數據傳遞系統去做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海量系統，只會增加壁壘的存在，而不會減少阻礙。我們在談到所謂“互聯網+”和智慧城市的時候，僅從政府部門數據、云計算、大數據等方面所面臨的受部門阻礙的信息采集方式來看，我們就可以明白，數據開放推進起來有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