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今天北京市政府已經很成熟了，那么，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意義何在，這個問題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唐曉峰：雖然說非首都功能的出現與發展是必然的，但北京顯然是弄過了頭。要說原因，除了這幾十年出乎意料的大發展所形成的時代原因之外，我覺得還有深遠的文化原因、傳統思想的原因。這牽涉到首都的概念。

　　我們講首都是“首善”之地，就是最好的意思，這是傳統的概念，一般說說沒問題。但很容易順此得出一類觀念：一切最好的東西都要放在北京。所有事業的總指揮部都要設在北京，北京是全社會的制高點，站在北京可以藐視全國，到了北京才能證明你的最終成功。北京不會接受“第二”，它集中了 “最好”“最大”“最權威”的東西，這就是首都北京的概念。用古人的話說，是“眾星拱極”。用今人的話說，是“全國人民都仰望著你啊，北京!”

　　于是，官員仰望北京，學子仰望北京，藝術家仰望北京，商人仰望北京，煤老板仰望北京，甚至許多乞丐也仰望北京。從政治上說，這是好事，如果這些觀念只保留在思想領域，不會有問題。可這些年來，思想變行動，用各種辦法進京的人形成了浩浩蕩蕩的大軍，現在的北京街頭，很難聽到北京話了。北京城真是受不了了，她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在很多國家，首都并沒有這么大的聚集性，有一個原因是觀念不同。以美國舉例，美國最好的大學不在華盛頓，也沒想過要搬到華盛頓去;美國辦了幾次奧運會，沒有一次在首都;總部不在首都的大部門就更多了，在美國辦什么事業，不需要到首都來“借光”，反而獨立找一個地方更有“范兒”。

　　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一些總部遷到外地，這不是簡單的機構的疏解，也包含首都概念的調整。所有的總部都必須要在首都，過去以為這是屬于首都職能。但現在看起來，這個職能可以疏解。首都功能可以更加集約化。我們不能減小首都在政治上的凝聚力、號召力、指揮力，但在信息、交通現代化的今天，這種凝聚力不必一定要保留在古老的形式上。首都功能集約化，其本質不會改變。

　　記者：首都各類事業、實業的聚集，必然造成人口的聚集。解決北京人口過多的問題，有什么歷史經驗?

　　唐曉峰：中國歷史上，在王朝的初年，都城人口往往不足，那是戰亂的后果。許多都城在建設之初，為了充實人口，朝廷往往將外地民眾遷到都城，比如明朝就有許多人從山西“大槐樹”下遷徙到北京地區。而后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首都人口越來越多，朝廷轉而要控制人口。清朝時，北京城就已經存在人口壓力。雍正、乾隆之時，北京城內旗人人口越來越多，所謂“戶口日繁，待食者眾，無余財給之，京師亦無余地處之。”城里已經沒有更多的地方供其居住，而且他們耗費的物資也越來越多。于是，朝廷開始讓他們遷往外城、郊區，甚至外地。另一方面，朝廷也在想方設法地控制進京人口，盡量不讓流民進入城中，一旦發現，就要“逮回原籍”。京城里的人口多是文人、官員、“貿易生理之人”等各類精英。

　　另外，與現代不同的是，古代朝廷的許多官員，一旦退休，一般不留在京城，老了是要還鄉的。京城不是官員養老的地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京城人口的積累。這些都是王朝時代的做法，有其時代背景。

　　現在北京的問題，直接根源是人口太多，要做的各種疏解，其中主要目標就是要疏散人口。所以，要遷出北京核心區的主要是那些最容易造成人口擁堵的部門，比如各類批發市場、勞動密集行業，聽說還有大學、醫院等等。醫院本來不是人口大戶，但我們的醫院，因為各種原因，成了人口十分擁堵的地方。我見過北醫三院和兒童醫院的情景，真可以說是“車?擊，人肩摩”。遷出人口大戶，或者把他們的功能分解一下，比如在北京周邊，甚至全國各地，多建一些好醫院，才能解決問題。

北京產業外遷地圖，來自人民政協網

　　要把一些單位疏散出去，減少城區人口，我覺得有兩個難點，或者說要點。一個是如何解決遷出人員的家庭問題，這是人們擔心最多的事情。現在的家庭成員，很少有在同一個單位工作的，所以一個人遷出去了，其他人怎么辦，是辭職跟著走，還是變為兩地家庭。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我想，有關部門一定是準備了協調辦法的。

　　第二個重要問題是，騰出來的地方怎么辦，擴大之后的新的京津冀地區可以放任人口流入嗎?北京城區很多部門搬出之后，騰空的大樓做什么用?如果是這撥人搬出去了，那撥人搬進來了，這就沒有意義了。另外，新的京津冀地區充滿機會，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沒有人口控制辦法，過上一些年，是不是會有更大的“漂流”群體形成?大京津冀如何管理?中國人口量巨大，人口壓力會長期存在。顯然，這又需要一輪謹慎的規劃，制定理性、嚴謹的建設規范。

　　現在疏解首都功能，是一項大戰略，其間會有許多復雜的事情要做好，但方向是朝著一個新時代。這件大事做好，我們真是要告別傳統的首都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