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城市規劃和戰爭的關系，可能如今人們大多會想到總體規劃中的城市人防規劃。而事實上，從古至今，戰爭與城市的關系極其密切，不僅僅是停留在防御設施上。戰爭從物質空間到社會環境都深刻的影響了城市建設和發展。在人類文明史中，戰爭史和城市史也一直保持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城市的起源就與戰爭密不可分。關于城市的起源學說有很多種，而最常見的兩種論斷就恰巧是城市兩個字的內涵。“城”，就是城堡，就是說城市是起源于部落建設城廓形成要塞，建設城市是為了防御外敵入侵，保護自己人安全居住。“市”則是集市，就是說城市的形成是源自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活動的出現，導致了商業活動聚集的城市開始于鄉村地區分離。戰爭，就是城市起源的這兩種重要說法之一。
　　生活在和平年代，人們研究當今的城市很少會從戰爭防御的角度出發。但在相當長期的歷史上，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其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功能。因此，城市的建設首先要考慮戰爭防御。歷史上無論東西方的古城，城墻、護城河、城堡、碉樓等工程都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也基于此形成了城市的骨架，延續至今。建筑師路易斯.康就認為，羅馬、希臘的古城乃至中國的萬里長城，其建筑空間的邏輯是一種叫做防御性的秩序（order of defense）。西方的城堡，我國的城墻，不僅長期以來影響了城市建設的布局，也形成了古城的重要遺跡，從物質空間上承載了城市的歷史。
　　歐洲城市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古羅馬建筑和城市建設的影響。不同于古希臘的城市更多的是以市民活動的廣場為核心空間，古羅馬的城市是以凱旋門、紀功柱等公共建筑為核心，這些都是帝王炫耀戰功的建筑。而羅馬在許多征服的地方修建了營寨城，許多歐洲大城市巴黎、倫敦也都是由營寨城發展而來。我國古代的許多城市選址的因素很多，除了風水學，戰爭防御也是其選址的重要因素之一。戰爭主要從宏觀的選址和微觀的防御設施、戰爭紀念物兩各層次深刻的塑造了城市。
　　在地理大發現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拉美和亞洲通過殖民戰爭征服了一系列的國家，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殖民城市。殖民城市除了按照歐洲城市的布局來建設，還建有大量炮臺和要塞作為戰爭防御的考慮。大量的殖民城市都沿海、沿江布局，并且建有軍港，方便殖民國家的軍艦進出。
　　現代城市規劃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于19世紀，在那個時代，城市已經不是戰爭的主要展開空間了。但作為城市規劃實踐的重要里程碑，豪斯曼的巴黎規劃還是能看到戰爭的影子。筆直寬闊的道路構成了城市放射性的軸線，既是法國長期以來強大君權象征的延續，也有方便軍隊快速進入市區的考量。畢竟，法國的革命非常頻繁，巴黎各種暴動所引發的的巷戰在那個年代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如果回顧到冷戰期間蘇聯軍隊對東歐國家的快速干涉，這種考量似乎在歷史上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巧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也深刻的影響到了城市的建設。在二戰的策源地德國，希特勒于掌權后，把柏林、慕尼黑和紐倫堡等城市作為宣揚和展示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希特勒親自參與了柏林的城市規劃，計劃戰爭勝利后柏林將成為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城市成為了他政治宣傳的工具。他的御用建筑師阿爾伯特?斯佩爾不僅主持了柏林城市規劃，也為他設計了眾多體現納粹意識形態、威嚴古典的建筑。斯佩爾后來還成為帝國裝備部長，直接參與了納粹的侵略戰爭，并且戰后被審判為戰犯。而另一位在地理學和城市規劃界知名的學者克里斯塔勒，也被受命對波蘭等占領國進行空間規劃。
　　城市在戰爭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蘇德戰場，城市既是雙方軍隊主要爭奪的對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戰局的改變。列寧格勒、莫斯科這樣的特大城市，延緩了德軍在戰爭初期的快速推進優勢，城市成為拉鋸戰的空間載體。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城市作為人造環境，以完全不用于自然環境的特點，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戰爭的空間，有效抵御了德國的機械化部隊。蘇軍讓德軍進入城市，繼而展開巷戰，使德軍的機械化優勢在城市建成環境中蕩然無存。蘇軍的反坦克手藏匿于建筑物中，從上向下攻擊德軍坦克，使德軍損失慘重。
　　而在亞洲戰場，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受到了日軍長達六年多的“無差別轟炸”。城市及其周邊建設了大量兵工廠建筑和防御設施。各種工事極大的改變了城市的格局和風貌，并且對戰后的《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產生了重要影響。受到大轟炸的影響，重慶進行了大量的城市功能和人口的疏散，這與城市規劃中的有機疏散的理論出發點全然不同。這些向郊外疏散的措施，形成并強化了重慶城市空間布局的“大分散、小集中、梅花點狀” 的突出特征。
　　城市在戰爭中也影響到了城市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意識。日本占領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后，將其改名為昭南特別市，并將眾多英國命名的建筑改為日本名稱。比如為英國白人殖民者服務的拉弗爾斯飯店改為了只為日本人服務的昭南飯店。日本在新加坡進行了數年的殘酷的殖民統治，但也沖擊了西方白人對本地人殖民統治的思想意識基礎。李光耀在戰爭期間受到了日本人的虐待，但也從那時開始了對權力和政府的思考。
　　在被日軍偷襲的珍珠港，死傷最嚴重的戰列艦亞利桑那號，其沉沒的水面上于戰后建設了亞利桑那號紀念館。紀念館同時也是國家陵園，是訪問檀香山的游客必去的地方。
　　美國首都華盛頓與戰爭也有著不解之緣。華盛頓最初的城市設計方案，是法國人朗方完成的。朗方不僅參與了美國獨立戰爭，也參與設計了大量軍事工程。而華盛頓郊外于一戰后被日本人送來的櫻花，二戰時也被砍倒，景觀的變更也反映了以戰爭為主導的國際關系。華盛頓的游客訪問的景點包括了一系列的紀念碑，二戰、朝鮮戰爭和越戰紀念碑。這些紀念碑都承載了城市對于戰爭的記憶。
　　戰爭摧毀了城市，新城才得以建設起來。二戰后，歐洲大量新城建設是在被戰爭摧毀的廢墟之上的重生，特別是德國和英國的城市重建。而戰爭中和戰后，出于防御的需要，城市的布局也被相當程度的調整。比如蘇聯在戰前提前把重工業遷往烏拉爾山區，在那里建設了一系列工業城市基地。而六十年代開始的我國的三線建設，也是防御戰爭的需要，對城市體系的布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如今，另一種非對稱的戰爭，反恐的需要，對城市的規劃產生了特定的需要。華盛頓的首都特區的規劃，因為重點考慮了恐怖襲擊和公共安全，而獲得美國規劃協會APA的獎項。
　　戰爭作為人類矛盾斗爭最激烈的表現形式，不僅改變了大地景觀，也深刻影響到了人類最密集聚居的空間，城市。在城市發展史上，戰爭對城市有著宏觀和微觀的影響。城市的性質職能、選址、空間布局、道路交通以至于具體的建筑形式，其實都有戰爭或多或少的影響。
　　而人口防護布局、掩蔽、醫療救護工程等，也一直是長城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避免戰爭，追求和平是當今社會的主流認識，但我們生存的城市依然在多方面與戰爭的歷史有著密切關聯。城市作為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在某種程度上深深的嵌入了戰爭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