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界存在八大亂象：方案中標只在“一把手”一念之間；招投標搞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開；隨意招標造成巨大浪費；“外來的和尚好念經”，不少城市將重要招標中邀請國外設計師參加作為顯示國際水準的標志；缺乏有效的制約權力干擾的評審機制；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現象頻出；無規則可循助長投標成為投機；公眾參與浮于表面。

　　這些直言不諱的批評出自《當代中國建筑設計現狀與發展》。這份厚重的報告脫胎于相關課題組歷時3年的調查和研究。

　　課題組牽頭人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成員則來自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和南京大學4所著名高校。

　　2011年，隨著這一中國工程院咨詢研究課題啟動，一場調研與反思的大幕逐漸拉開。

　　當時，“全國還在轟轟烈烈的‘大干快上’建設浪潮中”，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課題組副組長陳薇回憶：“包括江蘇南京在內的許多城市，都處于快速發展時期。行動遠多于思考。”

　　正因如此，課題組的數十名師生踏上了為中國建筑設計把脈、問診、求藥之路。

　　把“說了也白說”的問題說出來

　　在課題組，陳薇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組長程泰寧開展工作。

　　偏重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的她認為，程泰寧院士多年前就發現了建筑行業的一系列問題，“目光敏銳、立意高遠”。

　　而那時，發現問題不易，提出問題更難。

　　“建筑業的很多問題不好說，當時大家比較回避。不少人認為，說了也白說。而且市場這么亂，可能也說不清楚。所以大家一般只是在業內發發牢騷，不愿意公開講。”程泰寧說。

　　眾人緘默，程泰寧卻不吐不快。

　　“公開地、系統地把建筑行業這些問題提出來，做一些梳理。”談及發起課題的初衷，他輕描淡寫。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韓冬青也是課題組成員。在他的印象中，早在十年前，建筑師云集的全國性會議里，就普遍存在抱怨聲。

　　隨著課題組調研的進行，分散的個案，得以歸納總結為普遍現象；建筑師個體的感受，也逐漸能從群體困境中找到答案。

　　“從結果來看，最終形成的報告，無論從專業領域，還是從中央高層，都獲得了比較充分的肯定和積極的反響。研究成果對社會、行業確實能調動一些正能量，其實也還是不多見的。”韓冬青說。

　　至此，在程泰寧看來，調研最初的目的“基本達到”。在研究報告的基礎上，他還牽頭完成了一份院士建議，上報中央。

　　嚴謹而開放的研究

　　2011年，這項中國工程院咨詢研究課題正式啟動，迎面而來的挑戰就是設計調查問卷。

　　“怎么設計問題？同樣一個問題，你怎么問，才能獲得真實確切的答案？要把問題設置得具體。在設計問卷上我們很下功夫，問卷設計稿就討論了好幾輪。”韓冬青說。

　　最終敲定的問卷分為兩個版本。一是大眾版本，針對非業內人士，通過網絡和人際發放；另一個是針對建筑師和建筑專業背景的業內人士，主要通過各類業內會議、教育論壇等發放。

　　調查問卷總計3000余份，面廣量大。同時進行的，是數量有限、但可深入探討的個人訪談。

　　院士、多家設計院的院長、知名建筑師，共有40多位建筑界代表人物接受了專訪，并給予課題組諸多意見。

　　2011年冬，程泰寧和陳薇在兩院院士、建筑學家吳良鏞先生家中訪談良久。此外，程泰寧還通過多次院士會議，就課題進展與多位院士溝通。

　　陳薇認為，課題成果之所以能夠獲得方方面面的肯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發揮了4所高校的專長。

　　“課題一共分為15個子課題。同濟大學在上海，就多研究一些境外設計師事務所和跨文化的問題；清華大學研究各大設計院、梳理行業管理規范；南京大學擅長社會和人文調查；東南大學在建筑專業方面挖得更深。所以這個課題有著高強的研究實力。”她說。

　　2013年年底，東南大學牽頭在南京召開“國際工程科技發展戰略高端論壇”，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界的主要代表、各大設計院的主要領導等近400人參會。

　　“當時，課題已經做完，最終報告還未發布。在會議上，大家都呈現出同樣一種聲音，那就說明到了這個階段，我們研究的建筑行業的諸多問題，已經比較清楚了。”韓冬青說。

　　論壇在建筑行業內引發了很大的反響。之后不久，項目結題，由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光亞撰寫課題報告。

　　“我們的調研不是閉門造車，而是開放式研究，開放到公眾和媒體。我想把這些東西統統說出來，推到社會和決策層去。建筑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程泰寧說。

　　出乎意料地一致

　　在調查問卷的大眾版本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對當下中國建筑設計整個水平打多少分？

　　“大部分受訪者的判斷是‘一般’，這跟我們預計的結果是有差距的。”當初看到這個結果，韓冬青小小地吃驚了一下。

　　“我們本來認為，可能在專業領域里認為問題比較多，但因為主流媒體對標志性建筑報道多，社會民眾會比較認可中國建筑設計的成就。但民眾的看法和專業人士比較一致，說明問題還是比較大的。”韓冬青說。

　　陳薇介紹，最終形成報告中，很多定量圖表，民眾和專業人士的結論也都“基本吻合”。

　　比如，就項目決策權而言，大部分民眾和專業人士都認為，現實是政府官員在主導；而在“應該由誰來主導”的問題上，最大比例的民眾與專家認為，應當是專家決策。

　　“現狀和‘應該怎樣’之間，非常清楚；這不是一己之看法，很有說服力。”韓冬青說。

　　在最終的報告中，“誰在決策”和“該誰主導”的問題，也被作為一種亂象被提出。

　　調研過程中，陳薇還發現，建筑設計如何“接地氣”也備受民眾關注。

　　“現在，我們關注和抨擊比較多的，還是標志性建筑。但實際上，從民眾調查來看，在住宅、住區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怎樣將民生建設落實得更好，也是我們需要長期關注的事情。”陳薇說。

　　對此，韓冬青進一步解釋：“民眾可能更關注的不是標志性建筑，因為這離自己生活比較遠。老百姓更關注買的房子怎樣、小區環境如何、社區功能是否健全等等。說到底，要為民眾建造一個好的環境。脫開這個根本，談問題就會偏。不少官員想的是政績，而是否真正關注民生，就不得而知了。”

　　不避諱“點名批評”

　　從調研任務的分配來說，韓冬青主要負責“建筑師職業生態”這一子課題。

　　他發現，民眾調查與專業調查的另一個一致，是大家都對中國建筑行業充斥著大量境外建筑師的現狀都不滿意。

　　“好的一面是更加開放，同行之間可以交流；但問題也很明顯。”韓冬青說，“比如，有的招標條件里設定大部分都是境外團隊，只給境內設計機構一兩個名額，有的根本就不給；有的則要求境內團隊參加招投標，一定要捆綁境外機構。這些都是不公正的待遇。”

　　在這樣的導向下，國內建筑設計的招投標環節，生出許多荒唐的現象。

　　“一些境內機構為了參加招投標，不惜拉一個所謂的境外機構，甚至不惜金錢到海外注冊事務所；更有甚者，找來外籍非專業人員冒充設計團隊向領導們介紹方案，他說的西文和中方的翻譯內容，完全是兩樣的。這是一種極端走形的現象。”韓冬青透露。

　　從調研結果來看，在專業領域，對于境外建筑師參與到中國建筑行業競爭中來，大家并不反對。但“關鍵是要公平待遇，不應該分別設立門檻，同時，也不應該先入為主地判斷哪個水平更高”。韓冬青覺得，“這個問題是需要在制度層面上解決的”。

　　這份為中國建筑設計把脈問診的報告，將問題概括為5點：從城市建設亂象看價值觀的混亂；城市建筑文化的同質化與泛西方化；權力決策代替法治與科學；嚴峻的建筑創作生態；混沌的建筑學科定位。

　　對于每個問題，報告中都有詳細論述，且不避諱“點名批評”。

　　在談到貪大求奢時，報告舉例道：“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政府大樓被稱為‘白宮’，鋪張奢華，其廣場堪比天安門廣場。該樓以及周圍配套工程造價據說達20億元，夜景照明一天耗電據說達8萬元。”

　　類似案例在報告中比比皆是。

　　不過，在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過程中，在韓冬青看來，國內建筑行業生態“總的趨勢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過程并不會一帆風順，不會很簡單地隨著一個研究報告的出爐和高層領導‘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的講話，就能解決問題。”他說。

　　開出兩個層次的“藥方”

　　找到、分析“病灶”還遠不足夠，課題組希望能夠為中國建筑設計開出一些有實效的“藥方”。

　　在結題報告中，課題組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包括：推進體制改革，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改進建筑設計招投標與方案遴選模式；規范建筑設計程序管理，提高建筑師素質與設計的科學性；推動注冊建筑師制度接軌國際等。

　　“方向知道了，但是具體怎么做呢？尤其是從政策層面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東南大學建筑設計與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課題組成員王靜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從調研和梳理問題，到最終形成豐富立體的結論，進而提出建議。于是，一個課題帶動了另一個課題。

　　2013年年底，東南大學建筑設計與理論研究中心受國家住建部委托，承接了“關于提升建筑設計水平的政策措施研究”的課題。2014年10月，結題稿提交住建部。

　　“從理論和制度建構上，很多問題都需要回答。已有的法規，怎樣完善健全；還未出臺的，怎樣來制定。我們特別注重這些方面。”程泰寧說。

　　在政策措施研究課題結題稿中，從制度層面為中國建筑設計的項目決策制度、建筑市場準入制度等開出了更為具體、明確的“藥方”。

　　其中包括：項目決策制度需基于民主與科學、建筑市場準入管理制度需基于良性競爭、建筑設計招投標制度需基于正確導向、提升勘察設計行業協會監管職能、城市設計管控技術應基于建筑與城市相結合、當代中國建筑設計行業人才培養機制優化等部分。

　　但最終，決策部門可能會采納多少，程泰寧坦言，“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至此，對中國建筑設計的問診和開藥也仍未結束。

　　“解決問題的過程還會很長。一方面，我們會接著協助住建部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在專業領域，我們還會就一些問題進行持續、深入的思考。希望長期的努力加上政策體制的改良，真正能夠有效地提升我國建筑設計水平。”王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