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年韓國戰爭停戰以來，迄今已整整過了60年。經過樸正熙時代的20年“漢江奇跡”，再到軍政府獨裁時期，如今徹底融入現代文明，韓國從封建時代的“隱士之國”到成為日本人殖民地，經歷戰火和民族分裂走到現在，雖然不比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波瀾壯闊，也頗值得唏噓感嘆。韓國的建筑，以戰后重建為新起點，也經歷了關于傳統性的爭論、國家經濟的盛衰，以及建筑師自我反思等過程后，最終回歸到將建筑歸還給市民的新落腳點。在此過程中，建筑師的社會地位不停地轉化，建筑的意義也隨之不斷地轉變。

　　精神支柱的倒塌

　　2013年的新年之初，便出現了韓國近代建筑的精神支柱倒塌的事件。1月2日，空間建筑事務所(以下簡稱空間建筑)最終宣布破產。

　　提及韓國的近代建筑史，其中最重要的事務所和人物就是空間建筑和金壽根。韓國戰后近代建筑史不可拋開這兩者而論。盡管早在27年前，“國家建筑師”金壽根放下肩上的重擔悄然離世，但如今他留在世上的空間建筑的倒閉，仍給韓國建筑界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此事件代表著近十年來韓國建筑界的情形。事實上，許多韓國的建筑事務所也早已倒閉，其余的也都處在困境之中。然而此事件的發生仿佛一陣強風，將長期掛在懸崖邊緣的韓國建筑師重重地推下山去。

　　在今后的韓國近代建筑史上，此事件必然是人們不可也無法忘記的轉折點。因為事件發生的這一天，韓國近代建筑之基礎倒塌，也因此韓國的建筑從而轉入了另一新的歷史局面。

　　在1953年至今的戰后六十年間，韓國近代建筑的精神支柱是如何被豎起，又為何遭遇倒塌呢。

　　戰后的建筑師

　　就像世界上的任何國家一樣，毫無例外地，在戰后的韓國，建筑師要擔當著國家的建設，擔負著通過重建成為廢墟的城市將人民的絕望轉化成希望的重任。在這一時期，制定具有象征意義且又積極進取的計劃，并建設能夠代表國家的標志性建筑是戰后國家的首要課題。而在這一特殊時期——在蕭條冷漠的戰后，建筑師是最為社會所需的，是最受社會重視的職務，建筑師的方案計劃即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戰后的建筑是為了國家的建筑，是由國家建成的建筑。

　　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韓國于1945年得以解放，但在1950年又引發民族內部戰爭即韓國戰爭。于1953年宣告停戰后至今60余年已過去，但此場戰爭仍未結束。

　　總而言之，首都首爾的重建是當時戰后的韓國所要解決的最為急迫的課題。戰爭中為奪回首都，對首爾的集中轟炸攻擊導致城市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同時，為躲避戰亂向南而去的避難民眾也很快陸續返回。雖然于1953年出臺的《首都復興委員會規定》和《建筑行政綱要》是城市初期重建的主要導則，然而大部分重建還是由首爾市城市規劃局來主持。

　　1959年，首爾市公開征集選址在南山的新國會議事堂的建筑設計方案，并在當年11月19日，在報紙上公開了中標的設計方案及建筑師。聳立在南山的共24層130米高的新國會議事堂中標方案是由當時29歲的留學生金壽根、樸春鳴和姜炳基共同設計的。金壽根以此在韓國建筑界華麗登場。不幸在開工以后，于1961年5月16日發生的軍事政變導致建設工程廢止。然而，由于中標過國家級項目的經歷，當時的金壽根已受到高官的矚目，而且他接受過首爾大學和東京藝術大學優秀的教育，并正就讀于東京大學，這更使他成為了值得世人期待的青年建筑師。因此在1961年，在新一代政權的主導下，他再一次接手國家級項目，擔當駐韓美軍的娛樂設施“華克山莊(Walkerhill)”的總體規劃。此項目便是他成為國家級建筑師的原動力，幫助他與政府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使得他在完成此項目之后也陸續接手其他國家級的重要項目。也在同一年，他設立了“金壽根建筑研究所”(空間建筑的前身)。

　　對于在停戰后不久出臺的新政權來說，國家的象征和強大的權力是他們最為需要的，因此他們急需建筑師以建筑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而且希望由一位值得信賴的建筑師來主要主持他們的項目。而金壽根便如此站在了國家建設的前線。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新城市的渴望以及對標志性的欲望，這也很好地說明了他當時設計創作的政治背景。

　　1960年代，他的設計代表作有自由中心(1964)，貞洞文化電視臺(1965)，高塔酒店(1967)，韓國日報大廈(1969)等，其中于1966年設計的世運商街為長達1公里的巨大建筑，其設計運用了許多當時西方前衛的建筑設計概念。他同時也主持了不少城市規劃及相關項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1968年的汝矣島綜合開發規劃。在同一年，金壽根擔任了韓國綜合技術開發公司的主席職位，并首次發表了韓國戰后的第一部建筑雜志《空間》。而當時他的弟子柳杰和金錫澈成為了今日韓國近代建筑界不可缺少的人物。

　　他在70年代設計的代表作品有空間事務所大樓(1971)，奧運會主場館(1977)，綜合文藝會館(1979)等。他在1980年設計了他的后期經典作品京東教會之后，還不斷地從事設計，直到1986年離開人世。

　　在1961年軍事政變之后成立的樸正熙總統政權一共持續了18年的時間，至1979年才結束。因此金壽根的大部分建筑實踐都處在樸正熙政權時期。在當時政權的強大權力背景下，他的建筑作品體現著強烈的建筑語言。然而，這并非是政治理念的表現，而是時代產下的不可抗拒的語言。

　　此外，在戰后國家重建的過程中，建筑還面臨著另一個重大的課題——對建筑傳統性的確立。在新時代開啟時刻，對于傳統的解釋與傳承的探討是極為敏感極需慎重的。金壽根也曾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該問題之中。

　　他在1976年設計的國立扶余博物館，將他的設計所涉及到的與日本神社的相似性、與百濟(扶余為韓國古代三國時期百濟的國都)的關聯性、以及韓國建筑的傳統性等一系列的問題浮出水面。在方案已進入施工狀態之后，韓國建筑界引發了關于什么才是韓國式的爭論，甚至有人拿日本神社照片與他的方案進行對比。此事件即是建筑師個人與社會的正面沖突，而它是無論如何都曾要出現的，是韓國建筑界發展中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而今日，現代的建筑師可以更自由寬泛地探討建筑的韓國性。當然，這要歸功于當年直面過該問題的建筑師金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