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畫的圖可能把別人的生活改變

　　人物周刊：建筑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體現自主意識？

　　王澍：我覺得這個非常困難，但還是取決于建筑師自己，因為你沒辦法依賴什么外界的力量。很多建筑師喜歡找理由和借口，做不出好的建筑有各種原因，有甲方的、造價的、施工的、社會的原因。我一向主張這些原因都不必談，因為你都決定不了，你惟一能決定的就是你自己，你能做什么樣的建筑，你是不是自覺意識到你在做什么，你做這個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這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剩下就是你如果得到機會的話應該怎么做。

　　人物周刊：在建筑業里，建筑師的作用有多大？

　　王澍：想變成藝術家幾乎是所有建筑師的夢，但絕大多數建筑師永遠都當不了藝術家。想變成工匠是現在極少數建筑師的夢，其實也非常難以做到，大部分建筑師基本上是跟工程師或者辦公室文員類似的角色，就是成熟生產線上的高級工人，為了快速生產的目的，畫一些他們習慣畫的圖紙而已。這個時代建造的量特別大，規模特別大，這種規模已經到能夠顛覆一個社會的傳統，甚至改變大部分人的生活。這時候建筑師實際上扮演著一個很重要又很危險的角色。重要是因為你畫出來的圖居然把別人的生活都給改了，危險就在于你沒有意識到你做的事情的后果，在一種不自覺的狀態當中，這個時候特別危險。

　　人物周刊：一個好的建筑師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

　　王澍：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建筑師應該要有真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建筑師絕對不僅是專業的從業人員這么簡單，因為你對人生活的影響太大，你對自然造成的破壞太大。這是在現代發展史里頭罪孽深重的一個行業，你一定要對這件事有認識。以這樣一個起點，你做的事情能真正面向真實的生活和更好的自然，你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這是我對建筑師的一個基本想法。你需要有這樣一種理想主義情懷，同時你又知道具體如何做，真的會做，把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就是好的建筑師。

　　中國文化的根是鄉村文化

　　人物周刊：你說90年代初走過的那條路，到90年代末才確定無疑地繼續走，具體指什么？

　　王澍：簡單說，主要是和我當時做的一些老建筑改造工作有關。在改造的過程中你就會發現，原來你在學校學到的現代主義、從一塊空地或者一張白紙就可以設計的方法不管用了，因為你面對的東西已經存在，改造其實就是要跟它對話。我在90年代初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做這樣的工作，但沒有意識到它可以變成一種不同的建筑設計的哲學或者做法。90年代末，我才意識到，哪怕做一個全新的建筑，我仍然可以做。所以簡單一點說，如果有什么真正特殊的做法的話，我做的每一個新建筑，都像是對某一個舊建筑的改造。我可以在某一塊空地上做一個全新的建筑，你仍然會感覺到，這是對某一個舊建筑的改造。

　　人物周刊：這個“舊”是對過去時光的回憶，還是對具體空間的回憶？

　　王澍：都有，但很重要的還是依據某種現成物、現成品。這是有一點從當代藝術里頭來的觀念，讓我想起“杜尚的小便器”。對我來說，比如像這個建筑里頭我用了宋代的橋梁結構，這個結構對我來說就像“杜尚的小便器”差不多。

　　人物周刊：現在城鄉差距越來越小，你如何看這樣的現實？

　　王澍：這個現實仍然需要我們出來做事。我獲得普利茲克獎后，有個美國建筑理論家給我寫了一個很短的東西表示祝賀，其中就有一句話：祝賀你，這是抵抗建筑學的勝利。我主要的思想重心就是在鄉村，包括在城市里做的建筑，我都稱為從鄉村里學到的東西，我把它用到城市中，試圖用這個東西來反向地影響城市。這就是堅持以鄉村為某種精神和思想根據地來抵抗城市社會的一種行動，可以稱之為一個建筑師的抵抗運動。

　　人物周刊：你有鄉村情結？

　　王澍：鄉村情結其實就是對中國文化的情結，因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鄉村文化。它不是我們用西方的觀念說有城市、農村，中國文化從來不是一個城市和農村的關系。我們的城市和農村之間貫穿始終的其實就是比較鄉村的東西。這是一個更加面向自然、遠離權力和利益爭奪的世界。至少我覺得從魏晉開始中國人就已經樹立了這樣一個基本的模型，一直在這樣做。所以你可以看到歷史上我們留下來的關于城市的記錄特別少，關于鄉村的記錄特別多，因為整個生活的重心不在城市。

　　人物周刊：你對城市的情感是比較復雜，還是單純地排斥？

　　王澍：很復雜。其實城市我并不是不喜歡，我只是不喜歡現在城市這樣的變化。我們中國這種房地產城市，我稱為反城市，根本不是城市，我們把所有的城市都做成了非城市、反城市。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城市應該是什么樣子？

　　王澍：城市應該是一個更密集、更生動的公共的精神生活發生的地方，大家對城市感興趣是因為這個。我們現在把城市變成了一個個巨大的商業中心和一個個隔離開的居住小區，整個城市變成了很多像革命地一般的地方。真正的能發生隨機活動的地方越來越少了。就像打掃衛生一樣，我們把真正的生活像打掃垃圾一樣從城市當中逐漸地清除出去，這是我特別不喜歡的。

　　人物周刊：城市也帶來了舒適和便捷，只是跟我們祖輩原來的生活不一樣。

　　王澍：城市和建筑對人的影響會那么大，因為它就像一個容器，它做成什么形狀，把你塞進去你就變成什么形狀了，它對你是有塑造力的。所以這個時候需要你有一種精神或者價值上的獨立和自主，你意識到了，你想過不同的生活，然后行動。其實這個世界永遠是開放的，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永遠存在。問題是你行動不行動，你想到沒有。

　　人物周刊：面對龐大的人口基數，建筑的可能性會不會變小？

　　王澍：中國現在碰到的問題實際上很大程度是現代制度導致的，我們本來是很多人一起生活的，逐漸變成了越來越細碎的、分裂化的生活。我們去鄉村會發現，本來土地都不夠，傳統的生活是一個家庭，幾代人住在一個大房子里，而今天的家庭，每一代都分裂成很獨立的一個。本來一個家庭一棟房子可以解決掉，現在可能要4到5棟房子才能解決。而真正的社會生活反而消失了，按道理這種高密度生活里有很多集體性事件會發生，你會發現這東西消失了。最后大家所有的社交都在商城，都跑到那兒去了。如果我們能夠自由思考的話，你會發現現實是特別值得你討論的，它發生的那種變化并不是我們習慣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