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鎮化的早期，英國在自由放任經濟理念的指導下，曾經逐條違背了上述原則，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病，付出了慘痛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倫敦毒霧事件。歷史上，英國首都倫敦曾因污染嚴重而成為“霧都”。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倫敦每年的重度霧霾天氣均在30—50天。嚴重的時候，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遮天蔽日的灰黃色霧霾中。在英語里，這種霧霾被稱為“煙霧（smog）”，這個詞是由煤煙（soot）和煙塵（smoke）合成而來的，它們也就是倫敦霧霾的主要來源。形成這種情況，根本原因是倫敦的人口密度過高、周邊工廠林立，加之倫敦鄰近泰晤士河入海口，秋冬季常為潮濕的低氣壓所控制，燃煤產生的煙塵無法及時排出，以致形成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霧霾。1873年、1880年、1882年、1891年和1892年，倫敦的毒霧都曾造成上千人死亡。但是，最嚴重的還是發生在1952年12月5日至10日的“倫敦煙霧事件”。據英國官方統計，持續五天的霧霾造成5000多人喪生，在大霧過去之后的兩個月內又有8000多人因相關疾病死亡。這次災難促使英國政府下定決心治理城市空氣污染，用20年時間摘掉了倫敦霧都的帽子。

　　令人遺憾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正在重演倫敦的悲劇。盡管當代各國對城市環境保護的意識已比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強很多，但是由于多種原因的限制，實施城市規模的人口與環境承載力管理卻仍非易事。很明顯，當人口總量和密度超過一定限度的時候，即使人均污染排放很低，居民生活和相關企業的污染排放總量還是很高，各種減排措施就變成了治標不治本的舉措。2012年，倫敦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100人，在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行榜上位居第43名，在發達國家大城市中是比較靠前的。但是與中國大城市相比，情況則要好得多。同期，北京人口密度為11500人，上海為13400人，深圳更是高達17150人。人口總量方面，2012年倫敦人口827萬，同期北京中心區常住人口超過1020萬，上海超過1360萬。如果考慮流動人口因素，這種差距還可能進一步擴大。縱觀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行榜，名列前茅的都屬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與社會資源過度集中、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產業布局不合理等都有關系。但是，從公共政策層面看，則主要是政府在城市規劃與管理方面對環境和承載力重視不足。

　　實施城市人口和環境承載力管理從來就不是市場可以自發解決的，需要政府有意識的規劃、疏導和管理。[8]在這方面，戰后英國的很多做法值得借鑒。第一，通過大城市周邊的“新城”建設，有效降低城市中心區的人口密度。1945年，英國啟動政府主導的新城建設運動。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建立33個新城，容納23%的城市居民。第二，大力發展公共交通，是降低城市中心區人口密度、減少交通污染的核心舉措。2003年起，倫敦開始對私家車征收擁堵費，用以補貼公交建設。第三，建立“花園城市”理念。目前，在寸土寸金的倫敦城市中心區，有三分之一的面積被花園、公共綠地和森林覆蓋。這些土地如果投入開發，無疑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同時會給城市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在這方面，以精明著稱的英國人做出的無疑是明智的選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