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政者要先“思考城市”

　　記者：在中央城鎮化會議提出了對城市規劃的新要求的背景下，結合過去城市規劃和建設中的問題，對于城市決策者而言將面臨怎樣的改變?

　　陳秉釗：我覺得中國在城市建設方面常常會出現沖動。比如現在的城鎮化建設，有些地方仍然在大拆大建，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這種現象在我們國家好像很難擺脫，這和地方官員的理念有直接的關系。地方官員總希望在有限的任期里做出政績來，他們主觀愿望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但做的方法可能事與愿違，最后效果并不好。

　　很多城市的主政者并不是城市規劃相關專業出身的,他們往往是去各地考察學習，看到別的城市做得很氣派，馬路做得很寬，廣場很大，以為是好的，所以回來以后就效仿。實際上建設部曾發過文件，明令禁止修建寬馬路、大廣場。

　　城鎮化，很多人就認為無非是讓農民進城，建新村，建新城，但他并沒有去了解究竟什么叫做新型城鎮化。中央強調的“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市化，要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也就是農民進城以后，要讓他們能夠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所以我們應該真正去關注農村，了解農民。我們作為規劃工作者，有這個責任。

　　記者：在這種城鎮化的發展進程中，您認為城市規劃的理念應該是怎樣的?

　　陳秉釗：在現在這個轉型時代，正如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所說：“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奮中的城市更有力量”。我覺得那句話講得非常深刻。的確在我們轉型的時候，要靜下心來想一想問題，究竟怎么走。

　　現在很多城市的主政者為了提升城市形象，在規劃上還是偏向于搞大馬路，大廣場。認為現在車多，路堵，原因就在于馬路太窄，把復雜的交通問題簡單地歸結馬路太窄,那么就拓寬馬路，原來兩車道變成四道，四道變成八車道，馬路寬了就不堵了。

　　實際上并不完全是這樣。按照標準，城市一般人均用地在100平方-120平方米。這些指標里的城市用地很大一部分要用來搞住宅、學校、商業、工廠、倉庫等，真正拿出來做道路、廣場的，只占16%到20%。

　　拿廣場來說，如果一個城市搞一個大廣場，廣場用地指標可能就用完了。對于這個大廣場，如果住得遠的居民總不能一直坐公共汽車來晨練等活動，所以還不如把廣場做小，那么廣場就能夠多做幾個，于是廣場也就能均勻分布,讓市民就近方便得到享用。

　　這就是城市主政者價值觀的確定問題，馬路也一樣，馬路也就這么一點土地，如果全部都搞大馬路，就沒有修小路的可能。但按照人慣常的習慣，都希望走近路，如果沒有小路就沒近路可走。把大量的交通都吸引到少量的大路上來，再寬也會堵。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就像人體不能只有主動脈，更應該重視許許多多的毛血管小路。

　　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山水及歷史文化

　　記者：“千城一面”成為對中國城市批評的共識之一，對此您怎么看?

　　陳秉釗：缺乏特色、“千城一面”是許多人對于中國城市的一個印象。把城市的特色寄希望寄托于建筑是目前許多城市的做法，但姑且稱之為“城市特色”的標志性建筑卻是鳳毛麟角。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大自然賦予城市的山、水及歷史文化，這些難以模仿的要素構成了城市的永恒魅力。

　　我舉個例子，有次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和一個外國同行交談時，他提到了福州這個城市。我問他對福州的印象，他居然脫口而出：”福州城里有三座山“。而他對于福州宏偉的五一廣場，他反倒沒印象。這就說明一個城市給人家留下印象的，不是那些高樓大廈，而是自然的山水。福州“三山兩塔”的城市格局，是福州“城市特色”的名片。

　　記者：在您看來，“千城一面”現象是否也是體制問題造成的?

　　陳秉釗：有體制上問題，那就是決策機制的問題。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到一個地級市拜訪了主管城建的副市長。他當時正因一件事很郁悶。那城市的老城在南邊，建了一個新城在北邊，兩城之間距離大概有5公里。為了將南北兩座城連接起來，需要修一條主干道，如果兩點連一直線,筆直地修這條路需要斜跨過一條河，還要穿過一個村莊，考慮到規劃成本和工程的復雜性，他提議把這條主干道彎一下，繞過這個村莊,又使橋與河取得直交。

　　但這個提議在市長辦公會議上卻遭到了一把手的斷然反對說是“歪門邪道”。一個一舉多得的好的規劃方案在這種一言堂的決策體制下被否決了。這些問題，不是一天兩天能解決的，今天許多城市紛紛建立了“城市規劃委員會”,重大問題提交委員會集體討論，這就是從體制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