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建筑、園林等學科都在向縱深發展，利益各方如何凝聚共識，形成推進城市進步的合力？

　　人們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對城市環境感到不滿。

　　反常氣候雨洪淹城之后，今冬采暖季即將到來，可以預料北方地區又將迎來無休止的霧霾天氣，口罩、空氣凈化器和板藍根沖劑注定會成為必備的過冬“三件套”。與老城的擁擠不堪相比，走在新城空空蕩蕩的馬路上則更寒意逼人。據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報告顯示：所統計的12個省區的省會城市全部提出要推進新城新區建設，共規劃建設了55個；144個地級城市中，有133個提出要建設新城新區，共規劃建設了200個。

　　在這場造城運動中，鄂爾多斯“鬼城”已成為“經典案例”，天津濱海新區正在努力“招人”，買房送戶口的貴陽超級大盤尚在奮斗，用不了多久，濟南西部新城也將迎來“后十藝節”時代的尷尬空窗期。面對“城市規劃這么爛”的詰問，中國的城市規劃應如何應對？

　　多方利益的平衡

　　“現在城市問題一大堆，問題就是出在規劃上，既不生態也不美觀，千篇一律，這句話一直憋在我心里，今天一定要把它說出來，請各位理解。我做了很多年的城市景觀，看著那么多的濕地、河流被填埋，山頭被鏟平，特別難受。如果我們不反思、不反省，我們的新型城鎮化就難以實現。”在2013年國際景觀設計大會的一場小范圍交流會上，資深景觀師李建偉“霸得蠻”的湖南脾氣隨著大炮似的詰問發揮得淋漓盡致。

　　面對李建偉迎面投來的“炮彈”，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副院長楊保軍并沒有情緒激動，他說：“城市規劃說到底其實是利益問題，是利益如何分割的問題，因此，規劃師的角色可以被看做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者和協調員。”他認為，城市規劃的前提是要看國家、城市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我們現在對城市規劃不滿意，主要是因為衡量的尺度發生了變化。前3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是硬道理，環境保護被放在了后邊。今天，中國經濟搞上去了，但是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所以我們對環境的要求也隨之提高。”

　　同時，楊保軍也認為，中國古代很多城市之所以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水城市格局，是因為這些地方都經歷了歲月的打磨，緩慢生長，屬于“瓜熟蒂落”，那時的建造活動在數量、規模方面和現在是沒法相提并論的，自然也沒有今天大規模的推山填海。此外，在古代，學科并未分化得如此精細，一座城市的營造者往往是三位一體，即兼具規劃、建筑、景觀才能于一人，如蘇東坡、柳宗元、曾鞏這樣的文學大家也是山水畫高手，對于城市了然于胸，在他們的參與設計下，城市本身也詩意盎然。今天，規劃、建筑、園林等學科都在向縱深發展，對于個體而言，很難將三者做到統一。

　　從一人拍板到團隊協商

　　對于新城規劃，無論是景觀設計師還是城市規劃師，都認為造城運動絕不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有3萬人，老城有50萬人，其中還有牧民，可是他們的規劃和建設規模卻足以住500萬人，這就像三口之家就算再富裕，頓頓吃幾百盤菜，也不能持續。”楊保軍說。

　　目前，中央提出了反對“四風”的要求，而很多新城建設不以人的尺度出發，彌漫著展示性和英雄主義的氣息，特別是廣場很大、道路很寬，使新城“散氣而不聚氣”，顯得空空蕩蕩，例如鄂爾多斯新城的廣場有76公頃之大，而北京天安門廣場也不過44公頃。

　　其實，所謂強勢的城市規劃背后的拍板者往往是市委書記和市長。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總院副院長李存東表示，城鎮化的推動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因此，決策機制如何創新是個問題。“專家論證會、專家研討會也有，關鍵是領導決策還是專家決策，但最終結果一般還是政府拍板。事實上，市委書記、市長不應成為城市建設專業的總設計師。政府需要把行業管理和行政決策分開。”他坦承，有一定的話語權的專家尚都遇到很大的困難，對于普通設計師，話語權就更少，幾乎談不上修改規劃。

　　盡管，底特律破產的消息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但美國EDSA公司董事長約瑟夫·拉里認為，美國大多數城市在規劃方面做得比較好，他表示對于城市規劃美國有一套民主科學的決策機制，政府不會涉及專業領域的決策，他們只會提出相關的要求和條件，但是如何設計規劃方案是由規劃師、建筑師、景觀師共同組成的團隊來進行的，即使是市長也沒有推翻方案的權力。而巴黎素以“浪漫之都”聞名于世，使旅游業成為支柱產業，也是因為規劃立法保證了巴黎的城市至今沿襲拿破侖時代制定的規劃。

　　對此，楊保軍也提出了要通過建立機制創新、加強制度設計的路徑，把規劃、建筑、景觀三方面的專家綜合起來，融合成一個團隊。“規劃師要給建筑師和景觀師留有彈性的余地，建筑師、景觀師在規劃的開始階段就介入設計，并通過他們的反饋對規劃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