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規劃正面臨的一大困境是難以保證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對政府作用和市場功能的模糊界定，公眾參與機制的不完善，導致各種亂象叢生。

　　“規劃規劃，紙上畫畫，墻上掛掛。” 這句流傳在民間的順口溜，成了很多城市規劃的真實寫照。有些城市，建設規劃經常為長官意志所左右；還有些城市，在規劃方面缺少法律的嚴肅性，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讓某些不自覺的人有空子可鉆。這樣的城市規劃，怎不帶來失誤和敗筆，怎不為人民群眾所厭惡聲討？

　　而真正的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的各類資源進行優化整合和市場運營，最終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城市規劃的底線是保證社會穩定，最高端是保證各方的利益訴求。

　　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規劃不當的事例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規劃過程中涉及政府、官員、開發商和普通市民的利益，因此在城市規劃中賦予各方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各種利益群體充分的表達權就顯得尤為重要。

　　城市“大規劃”浪潮洶涌

　　據記者了解，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只有18%，而到2010年這個數字就超過了48%.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顯示：到2025年，將有大約10億中國人居住在城市，屆時中國將出現221座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目前歐洲只有35座類似規模的城市。

　　中國人似乎擁有一種不甘人后的潛在激情，在很多規模化的運動中，都能表現出史無前例的熱情與氣勢，城市化發展也是如此。

　　據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工作委員會、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旅游衛視聯合主辦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活動”調查顯示，日益重視國際形象，是一些中國城市主政者的共識，也是中國城市不可逆的潮流。目前中國有655個城市正“走向世界”，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

　　從2001年開始，全國范圍內不同類型的城市就已經都做起了“大規劃”，最初的是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大規劃” 在2003年至2004年達到高潮。據不完全統計，當時有48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甚至有一城市，幾乎是按照比“大倫敦”“大巴黎”規劃面積大出近10倍的規模，設計了一個7萬平方公里的發展框架。

　　“大規劃”之風不久就從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領導要求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乃至三四倍進行規劃。大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廣場，按照所謂國際化標準，紛紛上馬。

　　而中小城市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行政中心搬家”。這種搬家，經常是把政府搬到離老城幾公里乃至幾十公里外，除了新建辦公樓，還修廣場、馬路、公園等配套設施，工程浩大。與此同時，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遺留一旁，沒人改造。

　　因此，造城“大躍進”無疑成為其中最為直觀的亂象。新華社曾經對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60億元造新城事件曝光，引發公眾對中國造城運動的強烈關注。

　　10年前，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當地政府規劃在距離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資60億元興建新區，遷移縣城。就在新城興建6年、投資1億多元后，遇到國家宏觀調控，新城所建工程開始集體爛尾。各種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隨即被廢棄在荒蕪的山坡上，變成名副其實的“鳥巢”——鳥糞滿地，人跡罕至。

　　值得深省的是，被曝光的這座爛尾城并非個案，實際上是國內之前一波造城運動留下的一筆賬。

　　與此同時，某些地方政府還與地產商一起醞釀了一個個空前的房地產泡沫——鹽堿地上的地中海小鎮、沙丘上的高樓等等不一而足。

　　城市規劃之亂的幕后推手

　　不科學、不合理的城市規劃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規劃的出籠？又是誰作為幕后推手導致了規劃浪費現象頻頻發生？有關專家對此概括為：長官意志導致的“政績規劃”、利益驅動導致的“商人規劃”、盲目崇洋導致的“過度規劃”和缺乏法制意識導致的“隨意規劃”。這些毫無科學發展觀意識的“規劃”，是直接導致規劃之亂的幕后推手。

　　記者發現，時下，在一些城市，不具備相關專業素養的市長儼然變成了“首席規劃師”。有關專家指出，權力凌駕于科學之上，地方決策者的長官意志過強，導致城市發展觀出現偏差，形成所謂的“政績規劃”，是當前規劃浪費的關鍵原因。

　　有關專家認為，城市規劃容易出政績，政績驅動型的規劃又難免不科學，由此造成的浪費比建設中的浪費要大得多。一些地方決策者也想把城市經營好，但其發展觀、政績觀出現偏差，對城市的性質、功能定位、發展目標等存在認識誤區，貪大求洋，而對城市的品質、品位以及市民的舒適度缺乏應有考慮。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一些城市，城市規劃猶如某些領導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為了追求政績，盲目擴大城市規模，急功近利，造就了諸多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短命工程”，甚至出現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對此，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段進教授深感痛心：“這樣單純為了政績而出臺的規劃怎么可能會符合科學發展觀呢？而且，把每個城市都弄得千篇一律，缺乏個性，難以做到因地制宜，必會造成了巨大浪費！”

　　某些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為一時的GDP千方百計地迎合開發商，甚至出于私人利益考慮與開發商沆瀣一氣，導致招商引資和城市開發缺乏統一規劃。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徐祖麒就曾指出：“一些地方哪塊地可以拿出來開發是由開發商說了算，一些地方的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混在一起，有的高污染企業甚至就建在兩個別墅區之間，把城市面貌搞得亂七八糟，城市功能也紊亂不堪，如此怎能保證規劃的科學性？”

　　據記者了解，當前國內不少城市幾乎成了外國建筑師的“實驗場”，由他們主導的一些標志性建筑至今仍存在爭議。國內規劃領域有個奇怪現象，一些地方凡是有重大規劃動不動就要舉行國際性的招標會，這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有的地方僅僅是把“有外國人參加”當成基本要求。為此還曾鬧出笑話：一家外國規劃設計公司受邀參加一個規劃評審會，會上發現該公司派出的一名參會人員竟然對規劃一問三不知。原來他是這家外國公司從大學“租用”的留學生，單純出來撐場面的。

　　有專家指出，國外建筑師不熟悉國內各地的具體情況，大都為迎合地方決策者的口味而做一些不切實際的規劃設計。比如景觀設計，我們崇尚的是尊重自然，而外國公司可能會花很多錢玩噱頭，搞“過度設計”，大量使用昂貴的花崗巖、大理石，搞豪華噴泉、華麗燈具等，看起來是富麗堂皇，實際上鋪張浪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態環境，變相造成浪費。

　　我國城市規劃正面臨的一大困境是難以保證城市規劃的科學性，特別是對政府作用和市場功能的模糊界定嚴重阻礙了城市發展。

　　一些地方決策者“把規劃當政績”的觀念還根深蒂固。每個領導都想有所建樹，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設上尋求突破。幾乎每個領導上臺，都要有重大的城市發展結構調整，久而久之，就會造成浪費。換一任領導就變一次規劃，今天決定城市重心向南邊發展，明天又說要向北擴張，規劃一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向就跟著變，帶來的浪費就不可避免。

　　事實上，國外很多城市的發展規劃數百年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初的規劃設計科學，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執行嚴格，保障了規劃的嚴肅性。比如美國的華盛頓，200多年都沒有大變動，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軸線在發展，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是這樣。這些城市給人的感覺很協調，古老與現代巧妙融合，層次分明。而國內不少地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交通擁擠，就今天建高架橋，明天改地下隧道，重復建設，勞民傷財。

　　短視發展導致短命規劃

　　據記者了解，規劃期限至2020年的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施行僅6年，就壽終正寢了。在北京市人口與產業發展規律及規劃對策問題研究專家研討會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黃艷透露，今年北京市將重新編制城市總體規劃。

　　事實上，頻繁修訂尚未到期的總體規劃的城市遠不止北京一個。前不久，長沙市政府宣布公示新修訂的《長沙市城市總體規劃（2003-2020年）》；去年，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修訂版也獲國務院原則同意……在很多城市，城市規劃修訂過頻、過于隨意的做法，早已成家常便飯。

　　這也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一方面，編制完成的城市總體規劃，總是被高度評價為有“戰略性”“前瞻性”；另一方面，卻總是執行了沒幾年后，各項指標就被突破，又開始重新修訂，而新修訂的規劃依然是既有“戰略性”，又不乏“前瞻性”……總體規劃的頻繁修訂，既有損規劃的嚴肅性，也不利于城市的有序發展。畢竟，這不是細節上的微調，而是發展思路上的大變動。

　　城市總體規劃事關城市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目標，決定城市在一定期限內的方向、路徑，當然應該具有一定的嚴肅性、前瞻性乃至穩定性。如果總是像“拉鏈馬路”一樣，動輒就挖開填上，修修補補，還算得上總體規劃嗎？明明是近20年的長期規劃，總是改來改去，這樣的規劃很難對城市的發展起到約束作用，更談不上城市經濟社會的有序運行了。

　　城市總體規劃為什么總是改來改去？一種可能是，當初編制規劃的時候，缺乏應有的“戰略性”和“前瞻性”，沒有真正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考量未來城市的發展，結果剛剛幾年過去，這些關鍵性的指標就已經突破，這個時候，所謂的規劃實際上已經失去指導能力，只能重新修訂了。再一種可能則是，各地在踐行既定的總體規劃時，并沒有意識到規劃的嚴肅性，真正做到“規劃如山”，而年年月月的小突破，必然導致最后總體規劃完全失靈，淪為擺設，并最終推倒重來。原本剛性的總體規劃，一旦淪為領導意志的奴仆，只能被不斷突破，不堪再用。

　　此外，近年來甚囂塵上的“土地財政”，更使得城市總體規劃“計劃趕不上變化”。一些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出讓金以維持財政收入，其對于土地的需求已經到了一種畸形的地步，甚至出現強拆等種種亂象，其根源就在于對土地的需求。這些城市往往以人口增加尋求土地增量，并互為因果，結果只能是不斷地修訂規劃。

　　可見，短命規劃的背后，透露出來的是依然強勢的行政力量和領導意志，在這樣的力量和意志驅使之下，城市的發展難免忽左忽右，飄忽不定。看上去很多城市確實日新月異、一日千里，殊不知，這樣由拍腦袋決策推動的城市發展，由于其缺乏總體規劃的約束，很多時候往往需要支付極為昂貴的經濟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