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國際社會城鎮化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幾條規律性的經驗：

　　其一，工業化是城鎮化的邏輯前提，城鎮化與工業化相輔相成。英國是早發內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它的城鎮化過程完全是工業化推動的結果。1760年蒸汽機的廣泛使用，促進了農業技術革命，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走進城市，成為城市工業所需要的產業工人，城鎮化自然形成。美國的城鎮化起步于19世紀30年代，是隨著汽車工業的發展和高速公路的大規模建設而發展起來的，被稱為“車輪上的城鎮化”。可見，必要的產業支撐是解決進城農民就業的關鍵，也是城鎮化順利發展的前提條件。城鎮化不僅是人口集中、城市規模和數量的擴大，還意味著產業轉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中國的城鎮化在改革開放后迅猛發展，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首先來到了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這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也是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城鎮化過程相一致的現象。

　　其二，后發國家的城鎮化要走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之路。先發現代化國家的城鎮化過程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自然歷史過程，按部就班、順理成章，而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急于發展趕超，在短時間內要走完發達國家花了上百年時間走過的路，難免急于求成，很多國家在發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現“過度城市化”現象，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提醒我們：在后發展國家，城鎮化過程如果僅聽任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任意而為，可能會失去一些平衡，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強頂層設計，避免失控、失衡。從中國現有的城鎮化結果來看，雖然勢頭強勁，但是因為接納農民的城鎮化政策遲遲沒有出臺，直到今天，大部分進城農民仍沒有取得市民身份。這些為城市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農民，沒有城市戶口，無法享受子女入學、醫療、保險、工作等等社會福利和公共資源，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城市二元社會。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的城市群發展不甚平衡，主要集中在東中部地區，西部發展落后，這種不平衡將嚴重影響中國的整體發展。所以頂層設計不僅應包括農民轉市民的一系列政策，也應包括產業結構設計、城市群區域分布設計以及城市梯次分工設計等。從世界城市發展現實中，不難看到，很多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地點不是大城市，而是小城鎮，最具特色的旅游勝地也是小城鎮，小城鎮的工業、教育、文化都可能形成最具特色的產業而聞名世界、造福一方。

　　其三，農業現代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應該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是同時發生、協調發展的，這也是一個城鎮化的規律。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相差幾十年，中國工業化程度已能夠使農業走向更現代化的大生產，但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使我國農業仍然保持在小規模分散化的傳統生產模式上。城鎮化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良好契機，前提是實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讓少數農民可以把土地集中起來，使用大規模農機具進行產業化經營，這樣不僅能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也可以使出讓土地的農民增加進城的資本，解決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