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生活的河床，一座城市的變遷，記錄了每一代居民和一個城市命運的流轉。每一座城市的改造，是突飛猛進的社會中若干個舊貌換新顏故事中的一個。但掩藏在日新月異的城市景觀下的，是千萬個榮辱糾結的民生。

　　中國目前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3個，到2025年將達到221個。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城市面對形成和再次生長的問題，摩天大樓加空地不可能是城市，一個大都會也顯然不僅僅是一堆建筑物聚集在一起。所以，南方都市報和羊城設計聯盟共同發起了《多數人的城市》先鋒沙龍，規劃者、設計師、學者、社會觀察家、市民、媒體人等共同參與進來，一起來感受什么是城市，是什么構成了城市。

　　城市與我們

　　美國規劃“教母”簡·雅各布曾講過這么一個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紐約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在紐約哈萊姆，一些大人物跑去看綠草坪，說，多美妙啊，現在窮人也有這一切了。

　　但事實卻是，“他們推倒了我們的房子，將我們趕到這里，把我們的朋友趕到別的地方。在這兒我們沒有一個喝咖啡或看報紙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沒有人關心我們需要什么。”很多時候，建造者和規劃者總在俯瞰這座城市，卻忽視了它真實的秩序。

　　但無可避免的，中國大多數城市都隨著印鈔機開足馬力，像吃了發酵粉一般地長出各種造型奇異、沖入云霄的建筑。就如規劃學者王世福所說，不久的將來，中國會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中國怎樣批判現實問題，但城市狀態實實在在成為中國多數人的狀態。

　　老時光和新城市的矛盾，或許是所有城市成長中必須面對的一段宿命，學界、建造者、執政者、市民的語境也往往相互對峙。

　　那么我們讓他們來一次正面交鋒。

　　這一次的契機是廣州一個文藝勝地“紅專廠”的去留，這個脫胎于50年代廠房的園區，因為紅瓦磚墻的舊日記憶和藝術家的進駐，成為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然而，它最終可能被抹去，并讓位給廣州金融城的消息激起了各界意見。

　　理性決策需要專家多過官員

　　余英

　　廣東保利地產董事長

　　我在作為規劃從業者和作為學者期間，對于古建筑保護、對于城市肌理的保護做了大量工作。一個建筑值不值保護，在我看來最少有兩條，第一，建筑本身的質量和設計建造的水平，也就是說它是不是一個建設得很好的古建筑；第二，這個建筑里面發生過什么事件，建筑可能很爛，但是是偉人出生地或者在里面開過會，就值得保護。

　　1992年我在規劃局，檢討珠江新城規劃的時候，經常挨領導罵，說懂不懂規劃？廣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辦公樓干嘛啊？多建點住宅嘛。我們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規劃檢討時加了一些住宅。前兩年又聽領導說，你們規劃局的專家真是沒有前瞻性，珠江新城建這么多住宅，廣州現在已經是中國第三城了，趕緊多建寫字樓。

　　廣州應該由真正的專家決策、學者決策，而不是官員決策，可能對我們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

　　未來中國城市化水平會快于全球

　　王世福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

　　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0%的時間點，雖然有水分，但是和世界的50%同步的。按照我們的預判，未來中國城市化的“60%”很有可能和全球60%基本同步，再往更高階段，假設按照正常的城市化路徑，中國會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

　　這個數字游戲的背后告訴我們，不管中國怎樣批判農民工的問題，是半城市化也好、偽城市化也好，但城市狀態實實在在成為大部分中國人或者說多數人的狀態，即使是農民以及在農村沒有辦法出來的空心村村民，其中的人依然向往城市狀態。

　　拿當今的廣州來說，城市最亮的部分———面子部分，在世界是領先的，酒店和豪宅是世界一流的———當然我們先不談設計的品位。但問題是我們的資源是極度稀缺的，中國未來城市發展面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大家必須實現高效率增長，否則中國未來不堪想象。世界上已經發生過的美國模式是絕對不適合中國的———人地關系不適合，已經發生過的歐洲模式也不適合中國———我們不可能戰爭或者殖民，去轉移我們消耗和收益這一部分。

　　而在城市更新、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保護好保護主義情結，要慎用和善用這種手段，才能使城市得到真正的發展。

　　高效率的城市是我們追求的，同時我們不否認追求高品質的城市，我希望最重要的思辨放在中國用什么樣的方式，又能夠高效率發展，同時也能有一個高品質的城市———我們不希望我們大家退休的時候，PM 2.5已經是病入膏肓的狀況。

　　有趣的人在哪里

　　哪里就興旺發達

　　閆肖峰

　　《新周刊》總主筆

　　看一個地方有沒有戲，第一看藝術家來不來，藝術家來了以后美女就會來，美女來了以后詩人和文化人就會來，詩人、美女、藝術家都來了以后，資本家就會來，資本家來了以后官員就會來，就會創造產值。我覺得這樣一個鏈條很有趣，這就是一個有趣的排行榜。

　　城市社會學中的“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就是一個池塘，里面各種各樣的生物都有生存的空間和位置，也有發言的位置，這樣自然生長出來的城市是有活力的城市。城市社會學還把國際化的標準社區定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在格林威治村里面，在同一個時空里，野心家和落魄者、金融家和要飯的、博士等學者和藝術家同時出現，各種有意思的、有野心的、沒有野心的，都可以在“池塘”的某一個位置找到生存的點。這實際上就是進化論，應該給每一種生物留下生長的空間，而不是因為你偏向什么生物就把其它的生物都剿滅，那這個池塘就沒有活力了。

　　只有高樓大廈

　　?只有漂亮的廢墟

　　許慶亮

　　《南都周刊》執行主編

　　在中國，城市的發展主宰在市委書記和房地產商的手里，他們決定怎樣發展，城市就會按照他們的模式發展，構成了一個相對二元的、對于中國發展決定性的力量。中國的整個三線城市基本都是復制粘貼，每個城市的個性都被磨平了，都成了高樓大廈堆砌的、沒有個人精神氣質的城市。

　　廣州有什么好的？最后慢慢歸結為一點，因為廣州離北京遠，離香港近，遠離權力中心，有相對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寬容度；離香港近，香港的整個公務員系統以及英國留下的管理經驗，對于廣州這個城市的治理，以及形成相對自由的、高度發展的市民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對一個城市來說，決定性的東西不是硬件，而是這個城市的人組合起來的精神氣質，如果城市只有一些高樓大廈，只有空殼，只有光鮮亮麗的東西，可能是一個漂亮的廢墟，生活在廢墟里面能感覺到精神的富足、文化的快感嗎？肯定沒有。

　　兩年前我去過圣彼得堡，如果按照中國人當下以發展眼光看，這個城市是極其過時的的地方，整個城市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是200年以前建的，沒有太多新的建筑，如果一個中國房地產商走進圣彼得堡，肯定就像阿里巴巴發現寶藏一樣。但你會感覺到彌漫于城市的文化藝術氣息和文化修養的地方。一個城市難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斷創造G D P的發展才是發展唯一的路徑嗎？我們能不能讓更多人有藝術熏陶，能夠接受更多的更有價值引導的東西，我們沉淪世界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在每一個幼小的心靈上投射一個印記，如果我們現在城市有權做決策或者規劃的時候，如果是以一種發展利益價值作為主導的城市規劃發展，我們對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可以把他們往暴發戶的方向培育？

　　每一種思維都有現實的落腳點，社科界學者曾德雄將其歸結為“由G D P焦慮引發的文化讓位給經濟現象”，但城市規劃者馬向明卻反駁城市實際上是被更龐大的一個網絡決定的，即使歐美國家，也會規劃城市核心區和非核心區的產業功能。而這種說法，又很快被設計師龐偉所否定，因為城市生長有它自己的生態體系，文化的形成則很大程度上靠自發生長形成，并不是說規劃放在哪里，產業便能生根成活。

　　我們經常說“國民性”，但實際上真正形成我們的個性的是城市，上海的洋務與精明，廣州的務實與商業化，紐約客、倫敦腔……個性鮮明的城市，才會產生個性鮮明的性格。歷史傳奇、社交樂趣、街角社會、商業人文，城市塑造了我們，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未來，南方都市報將與羊城設計聯盟持續召集社會各界，讓城市發展融入各種思維和聲音。

　　一代人的潰敗，才有下一代人懷抱短刃上路的今天。我們在城市的建造中犯過太多錯誤，所以我們今天坐下來，辯一辯它的真實秩序。●劉燁

　　G D P焦慮下文化何以容身？

　　曾德雄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文所所長

　　不能說我們城市的官員沒有人文情懷，但是他們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G DP的焦慮”，很多領導一講話都是危機意識，說廣州明年要被天津趕上了，我們的“老三”地位要不保。和政府官員們接觸，可以強烈感覺到GDP的焦慮。

　　比如現在廣州在討論文藝聚集地“紅專廠”去留的問題，但在這種焦慮的大前提下面，天河這塊寸土寸金的地方，容納像紅專廠這樣大一塊地方，給藝術家做創意，這是不現實的。而且我們國家的土地性質是國有的，特別是城市的土地是完全國有的。政府把土地收回也好、做金融城也好，具有法理的正當性。這塊地是政府的儲備用地，政府一旦想收回的時候馬上就要無條件交出。

　　我當時的觀點是，最好的結果是保留一兩棟典型性建筑，同時在規劃金融城里面留出一點地方，給藝術家繼續創作。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提出保留？這實際上是一個文化風向標的問題，更多體現城市對文化態度的問題，這個就比較重要了。如果一個城市對文化這樣一種態度，那這個城市是沒有聲譽的，文化具有“道義的正當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紅專廠，但是聽說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關注的其實是一種文化，大家關注的是在這樣一種現代化不可阻擋的城市化過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園如何安頓。

　　城市更新應該是針灸式的

　　馬向明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

　　一個城市面對發展的大趨勢，能夠做的東西是很少的，我們看起來是少數的政治家決定城市，其實城市是被更龐大的一個網絡決定的。城市更新的問題是需要時間和機制解決的。

　　我舉一個例子，倫敦的道克蘭區，原來是一個碼頭區，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為了確保城市更新的系統性，英國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公司，區域內劃定了企業區，進入可以物業稅免稅，還有中央政府有專門的資金推動，因為如果靠單一的土地開發手段是很難達到目標。

　　這種更新下，該區域將來一定是一個綜合的區，綜合區有商務也有居住。在居住區的和公共空間保留原來的建筑作為記憶歷史，不同的功能區用不同的方式，為什么？因為商務區下面做了軌道，上面一定是高強度開發，高強度的開發之下很難保留原來那些比較松散的結構。

　　城市更新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我們過去經歷了大拆大建、大開大合，我們現在要做針灸式的定點改造，針灸式背后最重要的思想是系統性，要看清楚格局。

　　警惕多數人欺負“一小撮”文化人

　　龐偉

　　廣州土人景觀顧問有限公司首席設計師

　　我們現在正在講“多數人”，多數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確的，比如說選舉選出了一個總統，但是文化上多數人經常是錯誤的，文化上的多數人經常在欺負少數人。我們今天語境里面講的少數人常常活得不容易，要是成為“一小撮人”就非常危險。可實際上多少有意義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哥白尼是屬于“一小撮人”中的，埃菲爾鐵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法國盧浮宮前的“金字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那時候群眾都不理解這些。

　　所以，多數人的城市———或者說好的“多數人的城市”是為少數人的權力留下充分地盤的，是包容、多元的。城市不僅是一個空間意義，更是精神意義。什么是城市精神？廣場是用來干什么的？是用來辯論的、容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