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西方人都將中國視為世界工廠。但實際上，城市與創意經濟才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創意問題”是過去十年間多個東亞國家的突出主題。新加坡啟動了促進創意的教育改革并實行了旨在發展創意產業的經濟政策。中國將某些城市劃定為創意中心，并將廢棄制造區改造成工作室、畫廊及咖啡廳，以此打造創意社區。向創意經濟的轉變已遍及中國各個城市。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認可甚至主動關注人類創意與創意在創造更廣闊、更具可持續性及更廣泛共享繁榮的未來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城市及城市各區域的起伏變化是供需間復雜作用的結果，不能以任何絕對方式進行控制。但是追求最大多樣化的城市規劃卻在創建開放、穩定及社會和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特定社區典型特征的循環起伏過程為改造和創新提供了機會。

　　近幾十年來，這種起伏過程在西歐城市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經濟結構變化會遺留很多過時及廢棄的住宅和工業區，導致空置、租金驟降及公共形象下降。同時，這些社區鮮明的建筑特色及中心位置對移民、藝術家、新企業家及學生卻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這些社區的空間密度、社會多樣化及其專業化會促進相互作用及創新發展。這些“城市發展基地”是城市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生活的重要財富。這類社區的歷史實例包括紐約蘇豪（Soho）區/格林威治村（Green Village）、巴黎馬蕾（Le Marais）區、柏林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阿姆斯特丹de Pijp及蘇黎世Langstrasse。

　　這些地區的特點是擁有密集多向的街道網絡及不同年代、類型、規模及各種功能的建筑物。這些區域的空間氛圍形成了水平與垂直的網絡。水平網絡包括設計者、廚師及儲備者、活動主辦者及財務與軟件提供者之間的交互服務，而垂直網絡則包括時裝設計師及低成本移民裁縫店的互補活動。這種低成本局部的“城市制造”模式，補充并支持高成本的創意活動，形成了以前從未受到關注的趨勢。

　　在很多情況下，貧民窟被改造成了充滿活力的活動中心，成為城市經濟、特色與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成功背后也潛藏著城市紳士化風險，導致Jane Jacobs所稱的“多樣化的自我毀滅” 最初成功的直接源頭。競爭力較低的企業可能會轉移到城市邊緣區域，重新復制相同的發展過程。這種“遷移”或“邊界遷移”現象表明，城市發展基地并非固定不變，而是處于多樣化與統一化力量的動態平衡中。

　　因此，這些地區不能采取某些市政府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設計方式，政策最多只能起“引導”作用。合理的政策包括城市形態保護規定、地產合并或規定各區塊住宅的最小比例禁令，另外還包括無賠款優待條例，允許投資者建造更多具有文化功能的建筑體量或對企業家進行稅額減免。城市發展基地應充滿活力，通過合理的政策并結合靈活的公共-私人投資戰略方能將管理效果發揮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