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找尋人文精神——城市景觀設計的價值呼喚

　　“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這種拯救力量源自技術自身的發展創新對社會的巨大推動，如信息技術、生態技術在城市景觀實踐中的合理運用；其次來源于人文主義對技術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兩點正是城市景觀實踐中缺失的方面。

　　人文主義，原指文藝復興時期借助于古典知識——主要是希臘哲學與藝術來反駁經院哲學與神學，提倡人的個性發展與思想解放的思潮，是一種與以神為本位的神本主義相對立的、反對野蠻的、愚昧與迷信的世界觀。現在，人文主義已經泛化成一種強調人的作用與地位的世界觀或意識形態，景觀作為“人類留下了文明足跡的地區”[13]，其所具有的人文屬性及意義毋庸置疑。J．O．西蒙茲認為： “我們可以說景觀設計師的終生目標和丁作就是幫助人類，使人、建筑、社區、城市——以及他們的生活——同所生活的地球和諧相處”[14]，這指明了景觀關注生活與自然及它們之間和諧關系的人文主義價值指向。

　　在歷史上，人文主義一直與技術有著密切的關系。1930-1940年代出現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技術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并在1960-197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中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對技術理性的批判也正是對人文主義的宣揚和贊頌。在韋伯看來，它帶來了世界魔咒的解除，但現在，隨著魔咒解除呈現為一個因果機制后，生命的意義失掉了存在的基礎，生命的價值也失去了終極的依據，這正是技術理性飽受詬病以及為城市景觀造成困擾的本質原因。

　　5 策略：回歸生活世界的城市景觀設計

　　“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生產和城市擴張的自動進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類應有的目標而不是服務于人類的目標。……隨著這些活動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們距離合乎人性原則的理想目標也越來越遠了”[15]，劉易斯·芒福德同樣描述了技術理性對人文精神的挑戰，并認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作為文化的容器， “城市，通過它自身復雜和持久的結構，……以便城市舞臺上上演的每臺戲劇，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輝，明確的目標和愛的色彩。通過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傳遞和技術上的精通熟練，尤其是，通過激動人心的表演，從而擴大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范圍，這一直是歷史上城市的最高職責。它將成為城市連續存在的主要理由”[16]。這些都指明了技術的兩面及駕馭它們的信心，更指明了城市作為生活舞臺的本質。那么，城市景觀不僅是日常生活發生的場景還進行著日常生活的建構，如果說技術理性將人文精神從生活世界剝離，使演出與場景脫節上演了一出滑稽劇，那么重歸生活世界或可以成為去除技術理性不當影響的途徑?

　　5．1 公共藝術介入

　　在歷史上，西方的景觀園藝(1andscape gardening)本就享受著與繪畫、雕塑、詩歌幾近相同的藝術地位，共同完成著對自然與生活的思考。然而，隨著在現代社會中景觀實踐尺度的增大以及面臨問題的日益復雜，人們越來越依賴于將景觀分解為各種元素，進而用數學計算、各種模型和系統方程對景觀進行定量的分析、設計與評價，這也正是技術的濫觴所致。同樣在中國，學科設置的明確區分使得對城市景觀進行塑造的往往是城市規劃師、建筑師及新近出現的景觀建筑師，這種局限與分野造成了藝術在城市景觀中的明顯缺失。

　　公共藝術的前提與靈魂是“公共性”，這就注定了城市景觀引入公共藝術的天然優勢及它在宣揚人文精神中的積極作用。對公共性的強調意味著公共藝術反映社會公眾的訴求，吸引公眾積極、直接地參與同城市景觀的互動，進而實現其批判的文化與社會功能。在一個開放的、崇尚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藝術的獨創性與公共性結緣在拒斥技術理性的片面與偏頗的同時可以為城市景觀帶來多樣化的特征。麥克哈格認為創造就是把物質提高到更高級的有序水平，它是和“復雜性、多樣化、穩定性、大量的物種、共生、低熵聯系起來的”[17]，而參差多態恰是生活的本源。其次，就景觀藝術自身而言，它可以用現實主義的方式表述和再現社會生活的主題和意趣，以浪漫主義方式寫意生活表達社會理想，以抽象、詼諧的語言去拓展空間的想象力，而這一切皆可能為城市景觀增添“佐料”，通過各種趣味喚醒景觀的活力。另外，公共藝術之“公共性”同時具有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共享有、 “共同協作”和民主參與的語意。美國于1982年通過“百分比藝術法令”，規定市政府各項公共工程計劃案必須有相當于百分之一經費預算的費用作。為藝術設計的資金。在工程選定負責的建筑及景觀事務所后，公共藝術計劃將提供相關信息，以便使建筑師在初步規劃階段即將公共藝術設置計劃納入整體考慮，而計劃已于此時展開“藝術家遴選流程”通過評審委員會選擇藝術家并進行專項的委托創作。這是典型的由公共資金資助、公眾決定、公眾受益的公共藝術計劃，其存在與執行流程已經從源頭將“技術理性”拒之門外，或可以成為借鑒。

　　5．2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術

　　技術理性借助各種外衣掩蓋了其赤裸裸的目的性，造成了知識世界與生活世界的分裂，芒福德據此提出了“走向生活指向的技術”。他從人類學的角度將歷史上的技術分為兩類：單一技術和多元技術。單一技術或權力主義的技術是基于科學智力和大量生產，目的主要在于經濟擴張、物質豐盈和軍事優勢。相反，多元技術或生物技術是技術制造活動的原始形式。 從起源上看，技術是與人性整個的聯系在一起的，原始技術是生活指向的，是一種與生活的多種需要和愿望一致的技術，而且它以一種民主方式為了實現人的多種多樣的潛能而起作用。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術”正是提倡高度注意有機體的、生物學的和美學的需要及欲求的技術，它支持一種以生活需要為中心的新的社會秩序的發展和一種尊重而不是否定官能需要的技術發展。換言之，人類潛能的表達與滿足有多種方式，而不是局限于一種控制自然力和通過擴大這種控制來改變人性的方式。這對城市景觀同樣適用。人類的官能需要同馬斯洛需要層次論同出一轍。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就曾發起“為了健康的設計''這一議題，試圖通過建筑及景觀設計師的共同努力創造具有吸引力的場所、促進積極的生活方式從而提高健康和身體活動水平[18]。目標是通過諸如測算公共設施的選址與步行的關系、改善步行通道的質量、提高交叉口的步行安全、增加行道樹等技術措施實現的，但從生活世界尋找設計的終極價值無疑使技術最終指向了本質的生活。同樣，“以健康促進學校計劃”[19]的研究也將景觀設計的目標確定為營造“舒服的、開闊的，綠色的、親和的物質環境，會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心曠神怡，在其中是可以自由吐納與放松的”，以便可以對孩童的身體健康形成積極的影響。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人是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的，無論他有多么高超的技術。這個地面就是日常生活，畢竟大部分景觀營造不是也不能夠使人們“狂喜”或“悲痛”，而僅是構成最正常卻不失智慧與趣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