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生態環境政治——主權國家的視角

　　“生態環境”屬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區分開來討論（英文分別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為一個術語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鑒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國際關系所受到的影響和沖擊，從方便計，我們主要使用后一個概念。就是說，這里講的“生態環境”，是一個廣義概念，它包括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條件、礦物資源、大氣和地表等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力量對它造成改變以后形成的次生環境（如工業、農業、建筑、交通、通訊等工程造成的人為環境），總之，指以地理條件為基礎、人類周圍的物理世界。

　　大體上，我們可以依國際政治學的分析途徑，從主權國家的利害關系出發，將它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分為地理政治關注、生態威脅關注和國家主權關注。

　　1．地理政治關注

　　地理政治關注以純粹的自然環境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長時期，甚至發展出了一門學科——地理政治學（也經常被稱為“政治地理學”），這種關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鮮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質，在于揭示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利益得失與地理、氣候、自然資源等外部天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象法國當代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戰略關系與對資源作出的地理－經濟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環境（定居、游牧、農業和航行）而引起的對外態度的解釋，從地理角度加以系統化”。［注6］英國當代政治地理學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學是“關于國家的地理空間現象的研究，旨在探尋對國家實力之地理基礎的認識。對國家行為的觀察檢驗是以領土、區位、資源、人口分布、經濟活動及政治結構這樣一些特征為背景的。各個國家被當作世界政治空間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因此地理政治學具有整體性，其目標是把形形色色的現象綜合起來，總體地加以表述和解釋。”［注7］總之，它是一門以地理分析為基礎、專門研究國際政治力量與地球自然性質之內在聯系的學問；這門學問把領土國家視為國際政治力量的主要單元（非主要單元有諸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各種超國家集團等等），而氣候、植被、土壤、位置、礦物資源、海拔高度、陸塊分布等因素則構成“地球自然性質”的內涵。地理政治理論提供了觀察國際問題的重要視角。它相信，國家的權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象玻璃球一樣光滑，對權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義。現代國家的力量恰恰來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領土，國土是國家實力的必要條件。國家領土系指隸屬于國家主權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個國家是不可能沒有領土的，雖然必要的領土可以很小。一個流浪的部落或種族，盡管可能有一個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組織的，但在沒有定居自己的領土以前，它不會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一個國家。正由于地表及相關因素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使地球成為人類上演一出出歷史劇的舞臺。

　　地理政治研究的實質在于把人及人的關系放到地球的環境中去看待。純粹地理分析的對象基本上是固定不變的，地理學者們對特定的地理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它們多半屬于認識深淺的不同；地理政治觀點則必須隨著人類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變化而變化，并且隨著不同的學者對這種變化之性質的解釋的不同而表現出理論的差異。比如，飛機的出現以及人類對外層空間的不斷開發，給地理政治學增加了一個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權論”的創始人馬漢和“陸權論”的奠基者麥金德教授分析技術在便利海洋和陸地交通上所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論一樣，本世紀前半葉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學家通過對飛行器技術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機動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礙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觀念區別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創立了嶄新的“空權論”。與此同時，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地理政治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確定或校準國家當局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政策；在這種場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稱處在世界體系中的各國籌劃國家安全政策時的某種地理基準。在決策者和決策智囊層那里，專門的地理政治區域并不是由恒定不變的地形所規定的地理區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決定、另一方面由實力中心的動態轉移所決定的戰略區域。就是說，爭奪權力的斗爭本身會把一些地區提到顯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區暫時降到被人遺忘的地位，以致被審視的那些特殊區域有的擴大、有的縮小。地理政治分析與純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動的而非靜的形勢。政治世界中條件的改變，會改變某一時期給某些特殊因素所賦予的重要性、因而影響到最終的結局。技術條件的變化也會使形勢改變，特別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為交通速度和工業技術的進步，必然會使一定國家的實力地位發生變化。地理因素不會改變，但它們對外交政策的意義卻會改變。

　　總之，地理政治觀的根本，在于教會各國如何根據既定的自然地理條件使自己在獲得權力與和平的國際斗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現代地理政治學說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國牛津大學地理教授麥金德曾經提醒人們：“政治的進程是驅動和導航兩種力量的產物。這種驅動的動力源于過去，它植根于一個民族的特質和傳統的歷史之中。而今天則是通過經濟的欲求和地理的機遇來引導政治的動向。政治家與外交家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是否認識到了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類即將邁進21世紀的當口，這種地理政治觀仍有很重要的實際意義。

　　2．生態威脅關注

　　與地理政治的關注不同，國際政治學家對所謂“生態威脅”的關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事情，但后者所獲重視程度相對前者而言有明顯上升趨勢。從羅馬俱樂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和《人類處在轉折點》兩份報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以后，世界范圍內的人口增長、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開始成為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這方面的具體研究涉及許多“技術性”領域，主要是科學進步、技術改進和經濟高速增長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負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長、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造成的各種廢物對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擁擠、食物短缺、藥品短缺和資源匱乏，森林過度砍伐、河流改道、飲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區域沙漠化，油輪泄漏、電子噪音、化學廢物和核威脅的迅速擴散，地球自然物種（植物、動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劇減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業排放的“三廢”造成的“畸形兒”，某些可怕的、類似“克隆人”的試管產品的出現等）的增加，氣候變暖、各種人為的災害越來越頻繁；簡言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失調，地球生態開始以各種災害的形式懲罰“人的罪孽”。新的形勢，迫使國際政治學家從生態危機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和權力斗爭，而國際政治理論對于生態環境遭破壞的所謂“傳統關注”，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國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國際關系是政治活動的一個領域；國際政治學者探討的中心內容，應當是在國際無政府的政治體系下、處于相互競爭的各國如何爭取各自權力與利益的問題，是對國家之間沖突與合作的分析及說明。從這個立場看，生態威脅的出現，給國際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許多有重大壓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