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期（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6世紀），在我國民間已有原始的插花意念，并流行著多種形式的插花。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大量以花傳情，裝飾儀容的歌謠。特別是戰國時期屈原的經典之作《楚辭》中，描述了車披花草，手拿鮮花，贈其所思，表其所愛的盛況。西漢年間（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隨著佛教的傳入，原始插花意念與佛前供花，佛教禮儀相結合，插花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時將花以花束的形式平置于供桌上。公元5世紀《南史》載：“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罌（ying）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出現了用瓶插為主的形式——瓶花。這是有關插花的最早文字記載，距今1600年。六朝時期（公元200—589年），北周詩人庚信作《杏花詩》云：“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爛漫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又“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臬(nie)繞悅架，何處有凌波”。說明已有采折花枝（杏花與荷花）入盤待客會友的習俗。出現了用盤來插花的形式——盤花，當然，這時只是將花“放”或“養”在器皿中，但已有代表天、地、人象征宇宙的三主枝插花，還有象征佛門大千世界等級觀念的七主枝插花，但還談不上“制作”或“安排”的藝術境界，真正的插花，在隋唐時期才開始出現。

　　一、 花畫合一與酒賞

　　隋唐時期，插花由佛前供花擴展到宮廷與民間，主花材從佛前的荷花（蓮花）到宮廷的牡丹等漸漸豐富起來。擺花插得好、配得妙，且

　　講究花器。對花材賦予個性與格調、意義與象征，并視格調高低和象征意義，審慎地調配和擇取花材，追求多層次、多角度的藝術效果，雍容華貴、富麗堂皇是其主要風格。此時盛行花器之下配置精美的臺座，背景懸掛書畫，形成“花畫合一”、“書花合一”。插花作品既是環境的裝飾品，又是文化藝術品，起到賞心悅目、暢神達意的作用。在瓶插與盤插的同時出現了以缸插花的形式——缸花。羅虬的《花九錫》中將“玉缸、雕文臺座、畫圖、翻曲、美醑、新詩”分列其中，并詳細記載了唐代皇宮中插作牡丹花過程以及飲酒賞花的過程---酒賞。“對花吟詩”，“對花飲酒”是文人的雅興。“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后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賞,莫教一日不開花”。從歐陽修的詩中,可以看出,插花百瓶,醉飲其間的“插花飲酒”,列為生活情趣美談。不僅在室內,往往出外郊游時也“中置桌凳,列筆床、香鼎、盆玩、酒具、花樽之屬”。自隋唐始，面對插花，樂聲響起，把酒問天，寫詩賦詞，其樂融融，天不醉人醉，地不醉花醉為賞花最高境界。且與“焚香、點茶、掛畫”同稱生活四藝，是每人自小就應具備的修養。

　　二、清雅脫俗與香賞

　　五代，是中國插花承上啟下的時期，應運而生了賣花郎與花師，并到了詩人杜牧“杏園”中所謂的“滿城多少插花人”的境地，郭江洲發明創造了易于固定花材的占景盤。使盤花發揮得心應手，取得很大進步。前蜀出現了寬口尖底的器皿插話——碗花，皆以極點出枝。南唐后主李煜舉辦“錦洞天”之類的大型插花展覽。除碗花外還有并用竹筒作花器的插花——筒花。花材選擇以曲折、雅致為佳。韓熙載推出“五宜”之說，并依照不同的花材配置不同香料的焚香而將視覺美與嗅覺美溶為一體，插花發展為嗅覺與視覺共鳴的境界——香賞。認為插花與燃香相互作用，風味相投，相得益彰，妙不可言。表現我國人民對花的欣賞進入一個新的高度，這種欣賞方式一直盛行到宋、元二代。

　　北宋時期是竹筒插花的鼎盛時期，后傳入日本，在日本花道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除筒花外碗花也非常盛行，場合除宮廷、寺院、民間盛行插花外，飯店、茶館、酒樓，甚至游船上，都有插花布置。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楊萬里的詩曰：“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濃不好了，青瓷瓶插紫薇花。” 蘇轍的詩曰：“春秋種菊助磐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公共場所大量插花的目的是招引顧客和游人，充作廣告。宋朝的文人插花以清雅脫俗為主要特點，不同于宮廷插花那樣格調高雅，它注重內涵，借花抒發感情，用花隨意，寄情至深，并追求永恒至美的生活境界，將瓶花賦予絕對的生命與至高的地位，楊廷秀詩曰：“昨日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一住春當歸，不如折插瓶中看。”。楊萬里在《瓶中梅花》曰：“膽樣銀瓶玉樣梅，北枝折得未全開。為憐落寞空山里，喚入詩人幾案來。”說明其時花事活動頻繁，規模驚人。此時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藍花，在風格上與唐代不同，除保持花材本身的自然之美外，還進行曲枝加工，使作品更富生命力和韻律美。

　　元代，戰亂紛紜，民不聊生，只有少數人插花玉齋，借花消愁，以瓶花為主，偏重以情為出發點，出現了“心象花”和“自由花”，用主觀而富感情的表現手法來處理花材，流露個人對社會的無奈及返璞歸真的心理，但加深了插花作品的內涵，更具藝術之美。